当不妄语也需要勇气

本文发表于南洋商报《登彼岸》网络版【2020年2月13日：风声雨声】

我在第170期《佛教文摘》发表了一篇命为《制度化的谎言》的文章。这文章是观看了HBO迷你短剧“Chernobyl”后的感想。这短剧讲述的是1986年发生在当时还是隶属前苏联的乌克兰切诺拜尔的核爆事件。相信许多人都仍然记得这事件。但是事件背后的真相，我是看了这部剧才知道的。原来当时的苏联政府为了维护执政者所谓的国家“尊严”或“威望”，禁止参与调查的科学家说出事情的真相，即使这样做的代价是数十万人民的性命和对环境和大自然无比巨大的破坏。大家都用下一个谎言来掩盖上一个谎言。

我在写该文章时就清楚知道，这样的制度化谎言所带来的破坏，这不是单一的个案，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可怕事件曾经在世界各地发生，未来也会继续发生。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只是短短几个月内，因为在中国武汉一场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让我再一次看到制度化谎言的可怕。

这个事件在二月七日凌晨李文亮医生去世后，突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议论。许多人都把李文亮称为“吹哨者”，也有人把他誉为英雄。但是实际上李文亮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同时这事件也再次告诉我们，一个需要英雄的社会是个病态的社会。据报道，李文亮就只是在他们的班级群里告知大家：“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隔离。”之后他又补充：“最新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

因为这则短信，李文亮受到警方的训诫，警方认定其“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的言论不属实，并训诫他“我们希望你冷静下来好好反思，并郑重告诫你：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则新闻让我很震惊的有两点。一：这只是一则在朋友群，而且还是医生的朋友群里的短信。二：警方竟然比医生对病情的诊断更有权威。

武汉市长周先旺在1月27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因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传染病，根据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授权之后才能披露……后来，特别是1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属地负责，在这之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从这段罕见的谈话中我们不难理解，一开始的确是制度化的阻止对外披露疫情。

切诺拜尔的核爆事件离开现在也许已经太久远了，那么现在的新冠病毒疫情应该足以让更多人体会到制度化的谎言的后果之可怕是多么让人不寒而栗。但是正如我之前指出的“更叫人战栗的是那背后的愚昧和权力的傲慢。”上位者对于权力的执着，要求下位者隐瞒真相，下位者对于权力的畏惧，让他们不敢不说谎。

当一个社会出现人们不妄语也需要勇气的时候，这个社会已经严重的病了。而让社会生病的不是任何生物病毒，而是我们内心的三毒，即佛陀所开示的贪、瞋、痴。当中影响最大的是制度化的三毒。这可以反映在国家对环境的破坏、对人民的剥削，以及对异见者的镇压。掌权者对权力贪恋的染着，让他们对所有他们认为对这权力构成的一丁点威胁都有不可妥协的瞋。于是他们失去了正确判断的智慧。而他们的误判对人民和世界，最终对他们自己，都将是灾难性的。

制度化的谎言

本文发表于《佛教文摘》第170期（2019年12月）

“谎言的代价是什么？不是我们错把谎言当成真相。真正的危险在于如果听了太多谎言，就难于辨别真相了。”这是HBO迷你短剧“Chernobyl”的开场白。这样的开场白马上就让我觉得这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剧集。这部剧集中国直译为《切尔诺贝利》，台湾则翻译成《核爆家园》。然而这个位于乌克兰的地方，马来西亚中文报章把它译为切诺拜尔。

这部只有五集的短剧讲述的是1986年发生在当时还是隶属前苏联的乌克兰切诺拜尔的核子发电厂的四号反应堆的爆炸事件。这部剧集复原了当时事发前后的经过，当时执政者处理这事的态度和手法让我觉得无比沉重和悲哀。事发当天的负责人的草率和刚愎自用，现在我们重温自然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我想，这种草率和刚愎自用其实无处不在。事发后，负责人还一再的否认事态的严重，检测的工作也一样草率，大家都用谎言来掩盖谎言。

和“谎言”相对的即是“真相”。政府成立的核事故调查委员会的首要调查员瓦莱里·莱加索夫为了查出和对外说出真相而面对苏联政府的巨大压力，甚至必须和恶名昭彰的国家情报机构KGB周旋，他的生命甚至因此受到威胁。但是他知道真相，同时知道真相的严重性，因为掩盖真相意味着同样的核爆很有可能会重演，他的选择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光辉。他对他的战友感叹道：“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我会因为我的谎言而被枪杀，但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因为说出真相。”

其实，这部剧是以莱加索夫的开场白及他接着的自杀而开始的。他把所有的真相偷偷的录在卡带里，然后把它们藏好后便自杀。那是在核爆发生的两年后。现实中，莱加索夫的自杀在苏联引起巨大震撼，核子反应堆的设计缺陷也因此迅速的被确认和改进。真所谓有人死得轻如鸿毛，有人死得重如泰山。

莱加索夫不是这事件中唯一发出人性光辉的人物。剧中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燃料和能源局局长斯特兰·斯卡斯加德，被任命为政府对切诺拜尔事件的负责人。他不惧后果支持莱加索夫追寻及说出真相。现实中，除了莱加索夫，当时苏联还有许多无所畏惧的科学家，他们冒着极大的危险挖掘真相以帮助解决切诺拜尔核爆事件。剧中因此加入了一个虚构人物——白俄罗斯核能研究所中的核物理学家艾米丽·沃森，这个角色是由现实中参与处理此事故的多位科学家的言行结合而成。

关于切诺拜尔核爆事件，莱加索夫这么说：“没有任何事是正常合理的。那里发生的一切，之后发生的一切，甚至我们所做的一切，所有的所有……都是不可理喻的。”他的这句话应该是对整件事件最好的总结。

所有这一切的不可理喻都是为了维护执政者所谓的国家“尊严”或“威望”。苏联政府不让参与调查的科学家说出真相，即使这样做的代价是数十万人民的性命和对环境和大自然无比巨大的破坏。这样的制度化的谎言，其后果的可怕令人战栗。更叫人战栗的是那背后的愚昧和权力的傲慢。

佛教五戒里的第四戒律即是针对“谎言”的“不妄语戒”。不妄语是佛教的基本戒律。所谓妄语即是说谎、不真实和带来伤害的言论。不妄语向来是针对个人的行为和修行，但是从切诺拜尔事故，我们看到在现代复杂的社会里，不妄语不再只停留在个人层面，我们更必须制止制度化的谎言。因为制度化的谎言的后果可以是无比严重和可怕的！

马佛青与入世佛教

【本文发表于南洋商报《登彼岸》网络版【2020年1月16日：风声雨声】

目前任教于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刘宇光教授最新著作《左翼佛教和公民社会——泰国和马来西亚的佛教公共介入之研究》的书名虽然提及泰国和马来西亚，但是其主要内容其实是泰国佛教。关于马来西亚的内容只有一章，即第八章，也就是最后一章。而这关于马来西亚的一章，所论及的入世佛教组织即是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简称马佛青。

必须先说明，刘宇光在书中所使用的“左翼佛教”一称，实际上就是我们一般上使用的“入世佛教”。至于作者为何选择使用“左翼佛教”，而不是一般人使用的“入世佛教”，必须详读此书，或者也可以参考我先前在此发表的文章。

作者刘宇光教授依据马佛青在2010年至2013年间针对马来西亚时事所发表的诸多文告，认为马佛青的行为属于公共介入，而把马佛青归类为左翼佛教/入世佛教，并认为这是汉传佛教界里非常罕见的现象。实际上，刘宇光不是第一个把马佛青归类为入世佛教的学者。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游祥洲博士，在论文《论入世佛教与当代印度佛教复兴运动》中，列举了“当代积极推动‘入世佛教’者”时，也把马佛青列入，同时马佛青也是唯一被列入的马来西亚佛教组织。

马佛青总会不曾针对如此的归类发表任何意见，我个人也没有看见有任何人对此提出异议。马佛青前领袖洪祖丰在去年的《世界佛教居士论坛》发表的论文《马佛教介入公务事务的几点观察》里，虽然针对刘宇光教授的书提出了疑问，但是其问题也只是针对“马来西亚佛教介入公共事务的现象， 是如刘宇光所说的新现象， 还是存在已久？此现象是孤立还是长远运动？”

另一方面，马佛青自1970年创立至今，其实也从来没有标榜自己是入世佛教组织，也不曾在任何文案里提出入世佛教的论述或理念。更遑论其章程其实完全没有任何可以与入世佛教挂钩的内容。在马佛青章程里列明的五个宗旨里，没有任何一个明确的要求马佛青必须是一个入世佛教组织或者必须具备入世佛教精神，甚至连间接的要求也可以说不存在。

然而，除章程外，马佛青在其网站也列出了宏愿、使命、价值观及信念。特别必须注意的是在七则信念中有这么一条：“信仰并支持与佛法相契的民主，自由与法治精神。”这是和“入世佛教”精神完全相应的条文。相信马佛青也是基于这条信念发表了许多被刘宇光教授归类为公共介入的文告。但是，相对于章程的约束力，而且只有代表大会可以修改，“信念”是理事会本身设立的参考条文，理事会无需通过代表大会，本身就能随时修订之。

因此，马佛青如果和“入世佛教”相应，也许更准确的说是其当任领导层或理事会的信念所致，而不是马佛青组织的基因。如果我们仔细分析马佛青过去针对时事发表的文告，我们可以发现，马佛青所发表的文告内容和次数，在不同时候（即不同理事会任期）有明显的差别。这也许可以解释洪祖丰以上的问题，即为什么刘宇光会有马佛青的公共介入是最近的事的感觉。因为马佛青对时事的回应，不是一直都一样的，而是有着明显的内容和数量上的差异。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所谓的“最近”其实并不是指当下。实际上，就我个人的观察，自从新届理事会上任之后，马佛青针对时事的文告已经明显的减少，而且内容也明显的比之前温和。

迷失的流浪者

本文发表于《佛教文摘》第169期（2019年9月）

在大学时，因为朋友的推荐，读了《流浪者之歌》。当年读了后应该也没什么领悟，因为我连内容也不记得了。这么多年来，不时听闻有人提起或推荐这本书。所以想想，应该再读一读。只是这回我选择了英文版。

虽然中文世界一般熟悉这本书的台湾中文译名《流浪者之歌》，但是这书的原著名称就是“Siddhartha”，和佛陀梵文的名字一模一样。原著是德文，乃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曼.赫塞的名著。中文译本里也把主角Siddhartha译成悉达塔。这样的翻译固然可以明显区分佛陀和书中主角，但是我总觉得那已经乖离了原著，因为赫曼.赫塞特意为主角取了和佛陀一模一样的名字，明显有其意图。

很多人提起此书时，都和佛教相提并论，甚至常常提到说这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讲述佛陀的故事，所以我一直以为这是关于一个青年追求佛法的书。这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也似乎印证了我这样的想法。第一章里主角悉达多这个波罗门之子和他父亲对峙，因为他父亲反对他想去修苦行成为沙门的愿望。第二章，主角悉达多和他的同伴葛温达在苦行林里修苦行三年，最后的觉悟却是苦行无法达到他的求道目的。但是，当主角悉达多在第三章和真正的佛陀相遇后，并没有皈依佛陀座下，反而舍佛陀而去时，我开始迷惑了。

接下来的故事发展更让我迷惑。他回到城市后，却对名妓卡玛拉一见钟情，和她陷入情欲之中，接着凭着他的聪明才智，经商致富。从此，他就变成一个在凡尘中的芸芸众生之一。直到多年后的一天，他突然听到内心的“唵”，而像突然从梦中惊醒，于是他不告而别，放下一切，离开卡玛拉，再次踏上求道之路。这一回，他不再去苦行，也不去找佛陀和僧团，而是依河而居，跟着一个老船夫一起干起了摆渡工作。

这条河，我开始以为它在寓意彼岸和摆渡。但是后来我突然省起，其实整部小说里，主角悉达多都是在追寻自己的解脱和过自己的生活，完全没有任何对他人或对众生的怜悯。于是我想，这河应该投射兴都教对恒河的崇敬才对。而且，书中也多次强调要向河学习，要聆听河，河能教导一切，你若听懂河，就能洞悉一切。这么抽象的理论，和佛法越是远离，反而让我想起道家的“道法自然”。

我开始怀疑，主角悉达多真的理解佛陀的教诲吗？或者更准确的说作者赫曼赫塞真的理解佛法吗？主角悉达多一直强调智慧是不能通过语言来传授与他人的，这话他曾亲自对佛陀说，也曾一再对他的同伴葛温达说。他告诉他们，没有人可以教导其他人智慧，每个人都必须自己证道。所以，他必须离开僧团，因为证悟之道必须他自己去走。但是，这些话只对了一半。佛陀的教诲也一样强调，佛陀只是指引我们证悟之道，而路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走。佛陀教导我们如何去修证智慧，佛陀并不是通过语言让他的弟子获得智慧。

当主角悉达多离开佛陀后，小说进入了下一章：证道。而书中对他的证道是这样解释的：他必须回归自我。他理解他一直在逃离自己，一直在追寻真我（Atman）和梵（Brahman）。然而，后来的他其实还是在追寻真我和梵。书中也以觉者来称呼他。但是从佛法的角度来看，主角悉达多离开觉悟还太远了。而且他所理解的，和佛法的核心“无我”完全背道而驰。其实，赫塞在这本书里，竟然完全没有提到“无我”，也没有提到佛教修行的基础——戒律。

当然，撇开教理不谈，这的确是本好书。虽然主角悉达多悟的道不是佛陀的道，但是作为一个世俗的凡人，他对生命的领悟，也是我们可以借镜的。但是，若论解脱之道，恐怕就会让求道者退心，更执着于世俗了。

左翼佛教 · 入世佛教 · 公民佛教

本文发表于南洋商报《登彼岸》网络版【2019年12月19日：风声雨声】

日前收到刘宇光教授从台湾寄来的，他的个人著作《左翼佛教和公民社会——泰国和马来西亚的佛教公共介入之研究》。刘教授目前任教于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其研究领域包括佛教与现代国家与社会的交涉。

作者在书中第一章旁征博引的讲解他为何选择“左翼佛教”这一名称，而不是一般中文佛教界常用的“入世佛教”。作者认为“入世佛教”一词的原典出处是法文的 “Le Bouddhisme engagé”，然而中文世界的人们却以英文的 “Engaged Buddhism”一词来理解这个概念，“入世佛教”一词也是据英文的“Engaged Buddhism”翻译而来。据作者的解释，法文的“engagé”和英文的“Engaged”意义并不相同。法文“engage”的意思包含政治抗争，而且是个左翼阵营才会使用的字眼。因此他坚持认为应该使用“左翼佛教”一词。

一般上“左翼”给人负面、激进及过度政治化的感觉。然而作者在第二章把“左翼佛教”和“右翼佛教”作比较时，认为在佛教主流国家，会变得激进、甚至极端付诸暴力的排斥非佛教社群的佛教民族主义运动，其实往往被称作“右翼佛教”。他进一步的指出左翼佛教的辨别原则，并不在其言行激进与否，而是是否以公民社会为中心的现代政治观念（政-教分离、人权、民主制度、司法独立等），为其价值依据和行动前提才是关键判准。

实际上，“Le Bouddhisme engage”一词是一行禅师在越战时期于越南这个前法国殖民地因应当时当地佛教面对的危机而提出的。作者在书中也提到，“左翼佛教”这一中文词应该是一行禅师开始时使用的，然而他手中并无文献佐证。其实自1990年代开始，一行禅师便不再激进。而且不管一行禅师是否真的一开始使用“左翼佛教”一词，他现在不但不再使用，而且已经修正他对“入世佛教”的诠释，现在的他甚至不再把“入世佛教”等同于介入社会议题。

禅师在2019年11月28日的一则面子书英文贴文正是这么说：“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并不只是涉及社会问题的佛教。入世佛教意味着我们无论在做什么都要无时无地的修持正念。当我们独处、步行、安坐、喝茶或准备早餐，这些都可以是入世佛教。”由此可见现在的一行禅师已经和自己当初提出的“左翼佛教”理念分道扬镳了。

另一方面，一如刘宇光教授在书中提出的，台湾许多佛教界人士把“入世佛教”等同于“人间佛教”。这主要是因为“入世”一词的定义可以很广泛。于是这也就带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可以如此广泛的定义“入世佛教”，那么“入世佛教”也就变得什么都不是了，而只是一个和“佛教”同义的词，“入世”两字也变成累赘了。

与此同时，虽然我觉得在学术上，刘宇光教授把“入世佛教”称为“左翼佛教”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但是我个人仍然觉得比较难在一般情况下使用“左翼佛教”，因为在日常和佛教平民间，“左翼佛教”一词不容易被认可，而且不管怎么说“左翼”这个词汇的政治色彩过于浓重。我个人所认为的“入世佛教”正如作者在第二章提出的乃是以公民社会为中心的现代政治观念来作为其价值依据和行动前提的，诚如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曾提出的：“激进”和“参与政治”都是需要而非必要。

综合以上所述，我开始思索，是不是可以有异于“入世佛教”和“左翼佛教”以外的名称呢？刘宇光教授在书中提到的其他名称还有淑世佛教、涉世佛教、激进佛教、干预的佛教、介入的佛教、抗争的佛教等等。然而我在想，既然“入世佛教”或“左翼佛教”的判准是“是否以公民社会为中心的现代政治观念为其价值依据和行动前提”，那么“公民”两字应该是关键词。因此，或者可以考虑使用“公民佛教”这个名称。“公民佛教”既可以避开“左翼佛教”的政治敏感，也可以回避“入世佛教”的定义浮泛问题，更重要的是，它直截了当的说明了那是立基于公民社会价值观的佛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