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7日 星期日

大選之後不當草民

本文發表於《普門》雜誌第149期

國陣的五年任期如今只剩大約九個月。無須猜測,我們也知道第十三屆全國大選隨時都將到來。曾經,哪個政黨將在大選勝出是個沒有懸念的問題,但是如今誰將勝出,則是誰也說不准的事。甚至大選成績是否將為人們所接受都成了許多人的疑問。但是不管怎樣,大選必將選出政府治理國家。

過去五十年,我國的民主意識一直不彰,我國的政治氛圍也可以說是半民主半威權,而人民也習慣或認命了只在大選當天當一天的國家主人,之後又將淪為沒有發言權的草民。但是隨著上屆大選之後,我國出現的一系​​列公民運動,相信提升了我國人民的民主意識。我希望,第十三屆大選之後,人民可以時時謹記他們才是國家的主人​​,而政府乃是受人民委託來治理國家。既然政府是受人民之託,那麼人民就有權利和責任來監督政府的施政。

佛教徒也同樣具備公民身份,也有同樣的權利和責任去監督政府。對於不公不義或大是大非的議題,佛教徒也應該勇於針砭時弊。必要時,也不該缺席相關的社會動員運動。正如聖嚴法師曾說過:「如果佛教徒忽視政治的權益,等於放棄了自己對社會的責任。因為佛教徒受佛法的熏陶,多少具有善良、慈悲、智慧的理念……因此,佛教徒多一分呼籲,就是為社會增一分平安和幸福。」

我認為,對於今日的法制政制,佛教徒可以佛陀所開示的“國王十德”中下列五項來監督政府的施政:(一)不著財物,不與瞋恚,亦復不以小事起怒害心;(二)受群臣諫,不逆其辭;(四)以法取物,不以非法;(八)案法治化,終無阿曲;(九)與群臣和穆,無有競爭。

從今日的語境去說,佛教徒應當監督政府施政,讓我們的政府是一個以民為本、聽取民意的政府,是一個廉潔不貪污、守法不濫權、不搞特權、推行惠民政策、聆聽人民意願、尊重在野議員、不濫權對付異己分子、確保司法公正的政府。

2012年6月10日 星期日

對入世佛教的一點淺見

本文為《慈悲》雜誌邀稿。發表於《慈悲》79期。

一群關心國家政治的佛教徒在428之前以「馬來西亞入世佛教徒網絡」之名,號召我國佛教徒響應及支持Bersih 3.0集會。428當天共有四名法師和大約三百個佛教徒聚集一起上街靜坐以表達他們對訴求乾淨選舉的認同和支持。這事件在我國佛教界引起了不小的迴響。人們對於佛教徒及佛教團體應否參與政治,議論紛紛。與此同時,人們也開始對「入世佛教」感到興趣。

但是何謂「入世佛教」,恐怕也沒有一套公認的標準論述,就連《入世佛教徒國際網絡》(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Engaged Buddhists)的網頁上也沒有提出何謂「入世佛教」的論述。雖然「入世佛教」給人的第一個印象相信無非就是激進的政治參與,但是從《入世佛教徒國際網絡》網頁上所列出的關注和參與的關鍵領域(和平與和解、環境、性別、另類教育、人權和社會正義、替代發展和經濟、社區發展、佛教機構的改革和復興以及青年和宗教領袖培訓)看來,我反而更覺得「入世佛教」不過就是佛教的社會運動,未必激進,甚至無關「參與政治」,儘管《入世佛教徒國際網絡》的創辦人和最具代表性人物素拉·司瓦拉差博士本身正是一個激進的政治參與者。「激進」和「參與政治」都是需要而非必要。

我國佛教大德洪祖豐居士在《慈悲》第75期曾發表〈何謂“入世佛教”〉一文,該文開篇如此描述入世佛教:「“入世佛教”並非一個新的佛教宗派。它是一個名詞,用來形容上世紀在亞洲國家如印度、錫蘭、柬埔寨、老撾、暹羅、緬甸、越南等國出現的佛教社會運動與思想。它的特徵是積極的對抗當時的殖民主義及社會不公。」

文中提到的「上世紀在亞洲國家出現的佛教社會運動與思想」,也就是所謂「入世佛教」的代表人物及他們從事的社會運動:如1930年代開始提出「正法社會主義」(Dhammic Socialism)的泰國佛使比丘、1930年代以非暴力反抗英殖民政府,在牢獄內絕食至死的緬甸吳奧達瑪法師和吳維沙拉法師、1940年代發表《僧侶的遺產》,為「政治僧侶」積極參政奠定了理論基礎,促成了僧侶在該國積極參政的錫蘭羅睺羅法師、1950年代以佛陀的教育為基礎,推動印度的各種社會改革,包括消除階級觀念的印度賤民出身的安貝卡博士,1963年為了維護佛教徒的基本權益及喚醒施暴者的良知,在越南西貢大街引火自焚的釋廣德長老等。

實際上,以上的法師在發動各自的運動時,都不曾提出「入世佛教」一詞,他們甚至可能不知道有入世佛教這回事。入世佛教,其實遲至1960年代才由越南僧人一行禪師所提出。英文的“Engaged Buddhism”更是因為一行禪師在西方的弘法活動,而成為西方人士比較熟悉的佛教詞語。弔詭的是,入世佛教雖然被認為是用來形容上世紀在亞洲國家出現的佛教社會運動與思想,但是今日在亞洲的入世佛教概念,卻更像是承襲自從西方傳過來的"Engaged Buddhism"。

由於何謂入世佛教沒有一套公認的標準論述,所以甚麽人和甚麽樣的行動才能歸納為入世佛教自然也沒有一套標準。於是自然就有人把2007年參與緬甸「袈裟革命」的僧侶以及反抗緬甸軍政府的昂山素姬也納入為入世佛教的代表人物,雖然他們也許並不曾打出入世佛教的旗號。同樣的,游祥洲在提到當代積極推動入世佛教的代表性的人物與團體時,也把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列入,而事實上,馬佛青在過去四十二年來,從不曾標榜自己是入世佛教組織,甚至不曾提出入世佛教的論述。

所以我覺得在歸類入世佛教時,人們注重的不是理論的架構,而是行動的實踐。個人或組織被認為是入世佛教一分子時,不是因為他們在論述上認同或擁護入世佛教,而是因為他們在行動實踐上,符合了人們對入世佛教精神的認知,即使他們行動實踐的驅動力不是出於對入世佛教的認同,更遑論響應。他們甚至可能完全對入世佛教這一稱號無知。從這裡我們也可以論斷,入世精神其實本就存於佛教之中。因此提倡入世佛教不是提倡新的佛教理論,恰恰是要回歸佛教入世的精神。所以,無論是一行禪師當年還是「入世佛教徒國際網絡」目前在提倡入世佛教時都非常注重內心的修持。另外,「入世佛教徒國際網絡」的成立也似乎不在於鼓吹入世佛教,而是為了聯繫及支援世界各地的從事入世佛教運動的個別人士和組織。

同時,入世佛教也不是一個全球統一的運動,我甚至覺得他們未必有着統一的論述。入世佛教是在不同的國家和環境因着當時當地的需要應運而生。所以,入世佛教從上世紀的激進演變到今日的相對溫和,不過是對應時代與環境的變化,並不是本質上的改變。我認為入世佛教並不必然是激進的。如前所述,激進與否其實只是一種需要。在今日西方相對民主和包容的政治氛圍裡,激進的鬥爭可能不必要,所以今日在西方,入世佛教自然表現成溫和的公民社會運動。但是在相對霸權的亞洲,激進有時則可能是唯一的選擇,就如2007年的緬甸袈裟革命以及目前發生在西藏各地的僧人自焚。

其實所謂的溫和,不過是相對而言,對許多佛教徒來說,入世佛教始終是激進的,因為入世佛教徒,無論自覺與否,其特徵正是極為關注公共事務及社會正義,也往往以社會動員來抗議及爭取所要的改革,更重要的莫過於他們甚至不惜對抗體制。也之所以,儘管今日的入世佛教猶如佛教的社會運動,但是對許多佛教徒而言,入世佛教的政治意味依然是濃厚的。然而,許多佛教徒較能接受的在體制內協商和改變,對入世佛教徒而言,其政治意味未必不更濃厚。

2012年6月4日 星期一

馬佛青代表大會

攝影:開捨法師

上個週末出席了在砂拉越古晉舉辦的馬佛青第廿一屆全國代表大會,而且還擔任了大會議長。馬佛青代表大會是馬佛青最重要的會議,而且在會議期間常會發生許許多多不足為外人道的事情,這些由歡笑和淚水交織而成的點點滴滴總是會變成日後很多人難忘的回憶,也是以後的大會知情人閒談的話題。

馬來西亞社團組織的會員大會或代表大會一般上都只不過是幾個小時就完成了,但是馬佛青代表大會卻長達三天兩夜。即使是三天兩夜,大會的議程也很緊湊,常常還得超時開會。在我擔任馬佛青總秘書時,曾經在2002年把當年的第16屆代表大會縮短成兩天。雖然會議還算成功,議程也都完成,但是後來的反饋卻是,兩天的大會議程太緊湊,結果代表們除了開會,沒有機會交流和培養法情。於是,在2004年,仍然是總秘書的我又把大會恢復為三天兩夜。

其實,馬佛青的代表大會不只是討論馬佛青會務和展望的場合,也是馬佛青來自全國各地的代表們兩年一度聯繫法情的好時機。尤其是每一次總是有不少代表是第一次出席,而且不少佛友也是每兩年才見一次面。此外,馬佛青代表大會的另一特色就是不少卸任的前理事也都會以觀察員身份出席,以及很多代表也都會帶家眷出席,甚至有者帶父母親出席。所以馬佛青代表大會往往也像是馬佛青的大家庭聚會。

馬佛青代表大會當然也是新舊理事交替的時刻。馬佛青會務繁重,對很多理事來說,兩年的任期是很大的挑戰。欣慰的是,即使如此,即使常常感嘆接班人難覓,馬佛青四十二年來的代表大會,最終都能順利的組成一個完整的團隊。甚至有時候,還會有一些職務出現競選。就如這一屆。有競選就必定有輸贏,於是有人得償所願,有人就難免失望而歸。雖然很多落選者最終還是能在不同崗位上為馬佛青和馬來西亞佛教服務,但是遺憾的是,有時還是難免有些人在代表大會後黯然離去。

我在1996年第一次出席代表大會,那時我結婚不到一個月,當時還笑稱那就是我們的蜜月旅行。當年的代表大會在檳城舉辦。這也是馬佛青代表大會的另一特色,每一屆的馬佛青代表大會都會在不同的州舉行。而且有時候還會出現有州聯委會爭着要主辦。還記得我在1996年第一次出席馬佛青代表大會時,便擔任大會副議長。也是在這一屆大會後,我加入成為馬佛青全國理事會的一員。想想,1996年,我的人生確實有很多的轉變。

1998年,霹靂太平代表大會,我因為若凡剛剛出世不久而無法出席,但還是在這一屆大會當選為馬佛青副會長。接着兩年後的2000年吉隆坡代表大會,也是一個讓我有許多回憶的代表大會。在這一屆大會,我在沒有太多心理準備的情況之下,接任了總秘書這個在馬佛青最繁重的職務。還記得在那兩年內有一段很長時間,我幾乎是每天下班後就直接到馬佛青秘書處處理會務,感覺上就像有兩份工作。

2002年的大會在馬六甲舉行,身為當任的總秘書,我也就是該屆大會的策劃人。於是如上所述,我嘗試把會期縮短為兩天。雖然只有兩天,但是這一屆大會還是發生了很多讓人感嘆的事情。其影響直到今天還有餘溫。在這一屆大會,我連任總秘書。

2004年吉打雙溪大年代表大會,我卸下總秘書一職,轉而擔任署理總會長。於是接着下來的兩年,我過了相對輕鬆的兩年。這一屆的大會在馬佛青歷史上最特別之處便是,這是唯一一次總會長職出現競選的大會。所幸,在佛法的熏陶下,無論勝負雙方都能以平常心待之,而沒出現在其他組織可能出現的分裂。

2006年,代表大會再次回到檳城州,而且在十年前的同一間酒店舉行,只不過十年歲月後,酒店已經換了名字。這一屆大會,我接任了馬佛青總會長,帶領了馬佛青兩年。兩年後的關丹代表大會,我因為超齡而卸下總會長一職。在馬佛青章程下,卸任總會長還是當然全國理事。所以我一直到2010年的柔佛古來代表大會才從馬佛青全國理事會中全身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