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7日 星期四

當種族主義者成了比丘

【本文刊登于2 0 1 4 年8 月7 日(星期四),《星洲日报——菩提树》,第11版】

近年來,從緬甸陸續傳出涉及佛教僧人和佛教組織,針對該國少數族群羅興亞穆斯林的暴力事件,突然之間,顛覆了佛教長久以來作為“和平宗教”的形象。或者更準確的說,佛教在一般人心目中最和平的宗教的形象破滅了。美國《時代》雜誌甚至在其2013年7月1日號以緬甸僧人維拉圖為封面人物,並以〈佛教恐怖份子的嘴臉〉作為標題。

當然,信奉佛教的若開族和信奉伊斯蘭教的羅興亞族的之間的對峙和仇恨,內中的原因錯綜複雜,而且長久就存在了。但是我們不能因此把這些暴力衝突完全歸類為種族衝突,企圖把它們和宗教隔離,來迴避和否定佛教徒的參與和責任。同時國內也有佛教領袖狡辯道“佛教組織不付諸暴力,如果他們付諸暴力,那麼他們就不是佛教組織,所以說‘佛教組織付諸暴力’這說法邏輯上不能成立”。

即使對佛教徒而言在感情上非常難受,但是我們至少必須承認一個事實:那就是佛教不是我們一直以為的那樣和暴力絕緣的。佛教對暴力無法免疫。佛教徒一樣可以很暴力,而且不是個人的暴力,而是組織上,制度上的暴力。所以我們必須很務實的承認佛教的宗教暴力是存在的。

我們必須承認佛教是有局限的。佛教本來就不講萬能的神。雖然在兩千五百多年的流傳中,佛陀也被一些教徒神化成了萬能的佛,但是佛陀不是萬能的。佛陀本身就無法感化提婆達多。如果佛陀在世的僧團可以出現一個提婆達多,佛滅兩千五百多年後的今天,緬甸出現一個維拉圖應該也不是太令人難以接受的事實。提婆達多出家十二年後,仍受內心的貪嗔癡所束縛和控制,說明了不是所有人出家修行都能超凡入聖的。今天在一些緬甸僧人身上,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一點,他們對羅興亞族的嗔恨,已經完全掩蓋了他們佛法上的修行。

依據以上的論述,我們無法否認佛教徒涉及暴力,佛教無法杜絕暴力,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說佛教是個暴力的宗教。佛教並不鼓吹暴力,只是佛教無法阻止信徒採用暴力。即使是維拉圖也說,佛教不允許暴力。但是他卻以國族主義來鼓動佛弟子。英國殖民緬甸時期,負責勘亂計劃的官員克羅斯威特曾經如此寫道:“當一個比丘成為有名的(反殖民運動)領導者時,這是一位成為比丘的愛國者,而不是一個成為愛國者的比丘。”引申而說,當一個比丘以種族主義號召教徒針對穆斯林時,這是一個種族主義者成了比丘,而不是一個比丘成了種族主義者。

【本文摘录自《缅甸的佛教和暴力——让我们重新思索佛教》——(作者廖国民将在“2014佛教当代关怀研讨会”发表之论文,主讲议题为<当佛教遇上国族主义>)。】

2017年4月3日 星期一

355法案催化國家伊斯蘭宗教化

本文發表於《慈悲》雜誌97期(2017年3月~6月)

由伊斯蘭黨主導的「支持355法案集會」剛剛在十八日於吉隆坡馬默操場舉行。警方估計共有兩萬人出席,中文報章則報道逾萬名支持者出席,且大部分為大學生。伊斯蘭黨之前估計會有三十萬人出席。掌管伊斯蘭事務的首相署部長拿督加米爾和首相署副部長阿斯拉夫也出席了這項集會。也有少數其他宗教人士出席這項集會表達支持。這個集會今後會如何被各方解讀,將影響這個事件的後續發展。

355法案乃伊斯蘭黨主席哈迪在國會提呈的國會議員個人議案,目的在為提高伊斯蘭法庭的權限。但是國內非穆斯林普遍擔心的則是,這很可能是伊斯蘭黨走後門式的要在國內實行伊斯蘭刑事法。依據國會的慣例,議員個人議案是不可能有機會在國會提出討論的。但是由於國陣政府對此法案表達贊同,從開始的開放綠燈到後來的準備接手,讓哈迪的這個個人議案很有可能成為國陣的議案而在國會提呈。

355法案支持者提出只要是穆斯林便有義務支持伊斯蘭法,公正黨副主席蔡添強也曾表示馬來人有七八成支持該法案。由於國內沒有權威的民調機構,而且相信人們尤其是穆斯林,對於伊斯蘭課題應該不敢貿然提出和主流相反的論調,因此,我們向來很難聽到來自穆斯林的異議聲音。因此,與「支持355法案」同一天,由對此法案持反對立場的穆斯林舉辦的反制集會,雖然出席者只有區區的二百人,但是其代表意義卻是不容忽視的。

當天的反制集會中,社運分子兼律師西蒂卡辛發表演說,表達她對該強化伊斯蘭法庭法案的堅定反對立場。另一方面,伊斯蘭姐妹組織也在之前發表文告反對此355法案,並指該法案反女權、不公平和違反伊斯蘭。他們甚至呼籲全面檢討現有的伊斯蘭法制度。

西蒂卡辛呼籲更多的穆斯林站出來反對此法案。這也是我樂見其成的。當然,非穆斯林更應該堅定表達反對立場。雖然所有支持這項法案的政治人物,包括首相納吉和伊斯蘭黨主席哈迪,都強調這項法案不會影響非穆斯林。但是2016年杪的麥當勞清真蛋糕以及2017年新年伊始的貿消部檢舉五金店充公豬鬃漆刷兩起跨年事件,讓人們特別是非穆斯林,親身體驗了伊斯蘭法如何影響和干擾非穆斯林的生活和工作。所以堅稱非穆斯林不會受伊斯蘭法的影響是站不住腳的,更是完全沒有說服力的。

另外,日前發生的伊斯蘭宗教局強行闖入酒店房間,扣留了一對穆斯林男女的事件,也是非穆斯林必須警惕的。在這案件中,儘管該對男女出示證據證明他們是合法夫妻也無法阻止執法人員的拘押行動。這種只在極權國家才會出現的,硬闖個人空間對付只和個人行為有關的事件,是讓人擔憂的。如果今天伊斯蘭宗教局辯稱他們有權深入調查,那麼我們也有必要擔心他們日後會不會硬闖非穆斯林的房間,以懷疑你是穆斯林為由,不理會你當場出示的身份證明,而扣留你作進一步調查。

以上的種種,讓人們深切體會到當這個國家過度宗教化,沒有人是可以不受影響的。更對國內伊斯蘭宗教化的趨勢深感不安。國陣接手355法案後,其具體內容仍舊不為人所知,但是無論如何,這樣的法案勢必催化國家的進一步伊斯蘭宗教化。

2017年1月2日 星期一

再讀紅樓一點感觸

本文發表於《佛教文摘》第158期。

雖然也說是之前讀過《紅樓夢》,但是畢竟第一次讀時年紀太小,基本上沒有體會,只是約略的把故事看個大概。那時候,紅樓夢對我而言不過是個三角關係的愛情故事。過後也一直想重讀,但是甚至是前幾年,也還是覺得紅樓夢太婆婆媽媽而讀不下去。所以這次雖說是重讀,嚴格來說,這才是第一次從頭到尾的認真的讀了一遍紅樓夢。

當年讀紅樓夢時,留下印象的人物只有賈母、賈寶玉、襲人、林黛玉、王熙鳳。連薛寶釵的印象都是模糊的。更莫論其他二三線的人物了。然而不曉得爲甚麼,現在讀紅樓夢,我竟更留意一些書中的次要人物。對他們的作爲和命運深感唏噓。如賈元春、妙玉、賈惜春、司棋、平兒、鴛鴦、尤二姐、尤三姐、金釧兒乃至於趙姨娘等等。

賈元春嫁入深宮,貴爲皇妃,但是明顯的她有太多委屈和怨尤。她回大觀園省親,見到祖母和母親的第一句話就說道:「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過後更對父親賈政說道:「田舍之家,雖齏鹽布帛,終能聚天倫之樂;今雖富貴已極,骨肉各方,然終無意趣!」後來元春病了,賈母等進宮探問,賈政等只能遞職名聽信,元春又含淚道:「父女弟兄,反不如小家子得以常常親近。」可見她儘管富貴已極,卻是過着猶如孑然一身的孤獨日子,終其一生,渴望和家人的天倫之樂。

妙玉是書中續寶玉和黛玉之外,另一個名字帶玉的。想見曹雪芹應該是重視她的,況且她在十二金釵中排名第六,但是她在書中出場的次數卻不多。妙玉出身仕宦之家,由於自幼多病,所以從小投入空門,病才好了。妙玉是她的法號,原名不詳。一般都說她是女尼,但是我不認爲。書中指她帶髮修行,身邊還有兩個老嬤嬤和一個小丫鬟服侍。所以應該只是一個在寺內常住的在家人,至多只是類似今日的齋姑。

妙玉和後來出家的賈惜春是書中兩個和佛教有着密切關係的十二金釵。可惜她們兩個都「形象」不佳,和佛教慈悲濟世的精神格格不入。可能曹雪芹要突出的是佛教遁世的精神吧?妙玉孤高自傲,連劉姥姥用過她的杯子她都嫌棄不要。賈寶玉對他的評語是「為人孤僻,不合時宜,萬人不入他的目」。邢岫煙更說他是「僧不僧,俗不俗」。連脾氣最好的李紈都說「可厭妙玉為人,我不理他。」

至於賈惜春,在王熙鳳抄撿大觀園中,搜到她的丫頭入畫私自替哥哥收藏的東西,這原不是大錯,然而惜春不但不爲入畫辯解和討情,當鳳姐要饒了入畫時,她竟還說「嫂子若饒他,我也不依。」事後,還主動催促他嫂子尤氏「快帶了他去,或打、或殺、或賣,我一概不管。」竟是只顧自己顏面,不理他人死活。

至於司棋出場次數可就更少了。她先是因爲私自要求廚房給她弄雞蛋吃不受理,竟然帶人大鬧廚房,當時給我留下壞印象。但是這原來卻是要凸顯她敢於反抗的性格。後來她和表哥的私情在抄撿大觀園時被揭發了出來。在當時男女不得自由交往,婚姻全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時代,這是個天大的過錯。她表哥畏罪潛逃了。她被攆出賈府。饒是如此,她依然要求跟了自己的情人去,她母親大怒道:「你是我的女兒,我偏不給他,你敢怎麼着?」結果司棋一頭撞死在牆上。如此敢於追求自己的真愛,以死抗議當時的社會制度,不得不叫人欽服和惋惜。

作家白先勇說「紅樓夢是一部天書,有解說不盡的玄機,有探索不完的秘密」。也許下次再讀,還有更多的人物和情節等待我去感觸。

2016年10月30日 星期日

冒犯的自由

本文發表於《慈悲》雜誌第93期。

日前,在國際倍受爭議的印度穆斯林學者紮基爾博士(Dr Zakir Naik)來到馬來西亞巡回演講。國內穆斯林之外的宗教徒,尤其是興都教徒,要求禁止他入境馬來西亞不果。之後他准備在馬六甲發表題為「興都教與伊斯蘭教的共同點」的講座,更激起印度社群的不滿。甚至國陣成員黨的國大黨之青年團也發表文告指紮基爾博士以貶低他教出名,揚言阻止紮基爾博士在馬來西亞演講。最終這場講座因為總警長的禁令而被逼更改講題。

結果這在國內掀起了對「言論自由」的議論。我國著名年輕律師沙烈占甚至指出,「發表種族主義、侮辱宗教和冒犯他人的言論都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他認為我們不能因為有關的言論是我們不樂意聽到的便要禁止他人發言。

同樣的,以飾演Mr Bean而聞名的英國演員羅溫·艾金森也曾說過,「因為一個人的種族而批評他是明顯不合理的、可笑的;但批評他們的宗教,卻是一項權利,是一個自由。批評想法——任何想法的自由,是基本的自由之一,即是這個想法是源自於虔誠的信仰。」他甚至在英國發起一項運動,要求修改法律以允許人民發表侮辱他人的言論。他認為「侮辱」是個難以定義的詞匯。批評、嘲笑、挖苦,乃至於只是純粹的發表一項異以傳統觀念的看法,都有可能被詮釋成「侮辱」。

以上兩人的觀點我是認同的。我認為如果我們不認同他人的言論,如果我們覺得他人的言論侮辱了我們,我們要做的不應該是禁止他人發言,而是提出反對的論據駁斥對方。但是,在馬來西亞的政治現實裏頭,我卻覺得這樣的自由觀點有點過於理想主義。因為在馬來西亞的政治現實裏頭,國人的言論自由是選擇性的。也即是說,人民之間的言論自由是不平等的。

馬來西亞的少數族群往往會如這次的興都教徒一樣覺得很無奈。因為冒犯少數族群宗教的言論,往往可以用言論自由的大旗來護航。但是冒犯主流宗教的言論卻常常必須在維護族群的和諧下被逼讓步。所以我覺得只有當國人可以有平等的自由討論任何宗教課題時,羅溫艾金森和沙烈占的這種冒犯的自由主張才可以全面宣揚。但是我們也不得不適當的提出這樣的自由主張,只是我們必須不斷強調,冒犯的自由必須是絕對的,而不能是針對性的。要不然,這樣的主張一不小心就會變成助蚩為虐。

另一方面,對於言論自由,我們很多人都是雙重標准的。在這次的紮基爾博士事件上,當許多穆斯林祭起言論自由的大旗時,民權及穆斯林女權運動者莎菲嘉也撰文一針見血的批判:「當穆斯林貶低其他宗教,或穆斯林學者發表煽動言論,但是因為這些言論合乎其信仰而高喊‘言論自由’的馬來穆斯林,與那些因為他人說了伊斯蘭的不是,或因為某些穆斯林提出有異於他們對伊斯蘭的詮釋,而感到被冒犯的馬來穆斯林,其實是同一群人。」

也是基於對樣的道理,對於附佛外道,我目前的主張是,佛教組織只要表明立場,並提出論述我們為何不認同對方是正信的佛教就足矣,實不必阻止對方辦活動。我尤其反對借用公權力來禁止他人發表冒犯言論,即使我們是那個被冒犯的群體。

2016年7月10日 星期日

廣品法師的無奈

本文發表於《慈悲》雜誌第92期。

新加坡聯合晚報在2015年11月報道該國菩提閣住持「脫下僧袍,換上背心、短褲和戴上鴨咀帽,變身『潮男』與兩男夜宿濱海灣金沙酒店」一事。此事頓時引起新馬兩地佛教界的關注和議論。議論除了聚焦在果峻法師的「脫下僧袍」,也無法苟同出家人到高級酒店健身、美容的行徑。

事發兩個月后,身陷風波的果峻法師在管委會秘書陳欽坤陪同下,召開新聞發布會,公開僧團經調查后所作出的決定。該僧團多數成員投票接受果峻的道歉,并裁決果峻法師只是不經意的行為疏忽,將不會對果峻法師釆取任何懲戒行動。這個裁決再次在佛教界掀起紛紛議論。但是在媒體上看到的卻只有新加坡佛教總會會長廣品法師的發言,直指這樣的議決不合理。廣品法師還表示菩提閣比丘僧團應該明確列出所有參與決議的團員名字與資格才能判斷其中立性。言下之意,明顯不過。

其實,當菩提閣管理委員會議決交由菩提閣比丘僧團裁決時,就已經有人質疑這個僧團了。更有會員指出不曾聽聞菩提閣有此僧團。報章甚至以「不明僧團」來形容之。管委會第一副主席李文條則透露,該十人僧團乃是由管委會委任,至少有五名來自中國。由此看來這是一個臨時受命的僧團,而且是由菩提閣本身所委任組成。

但是,無論各界——包括廣品法師和新加坡佛教總會在內——的反應如何,對菩提閣和果峻法師以及他們的僧團都沒有法定約束力。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一樣都不是佛教國家,國家法律中沒有管理和規范佛教僧侶如法行為的條文。所以,新馬的佛教組織,盡管自稱是國內佛教的代表或最高機搆,乃至是僧伽理事會,它們都沒有任何法定權力去對付任何犯了佛教戒律的出家人。像這種不穿僧服只是違犯佛教戒律,卻不違國法的行為,如果該僧人不聽取勸告,任何人都無法釆取什么行動。

這件事讓我不禁想起數年前,我國的達摩那達拉法師也曾脫下僧袍,西裝筆挺的接受國家元首的賜封。當時國內也一片嘩然,絕對比目前的果峻法師事件來得轟動。當時饒是許許多多的人都不認同達摩那達拉法師的舉措,但是對達摩那達拉法師卻也是一點約束力也沒有的。

我不是認為我們必須立法來管制佛教僧侶,反之若有人有意爭取如此的立法,我會堅決反對。所謂「僧事僧決」,我向來認為佛教或者任何宗教內部事務都應該在教內解決,不該牽涉國家機搆。佛陀時代,盡管佛陀受到各國國王的景仰,但是佛陀沒有借此要求這些國家協助他規范出家人。抵觸佛教戒律的出家人,都由僧團內部處理。對於「惡性比丘」,佛陀的指示是「默擯置之」。

所謂“默擯置之”即是默默的抵制。遙想佛陀的用意應該是要以僧團的集體力量來規范出家人的行為,畢竟在一個群體里共同生活,如果人人都抵制你,你也不得不糾正你的行為。但是來到今日,許多出家人早已不在僧團里共住共修了。真發生什么事時,再像菩提閣自行委任一個僧團來處理,恐怕就更沒有什么規范功能了。所以,現在的所謂默擯置之是不是還能有效的規范惡性比丘,我的看法是消極的。更何況在這個資訊發達,人們應該更有辨識能力的時代,我們看到太多盲目追隨大師的信徒。不斷有新興的附佛外道冒起,就是一個例證了。

所以,對於菩提閣和果峻法師,我想新加坡佛教總會和廣品法師除了發言以正視聽之后,就只有無奈了。而我們在馬來西亞的佛弟子,卻又是更加的無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