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2日 星期一

再讀紅樓一點感觸

本文發表於《佛教文摘》第158期。

雖然也說是之前讀過《紅樓夢》,但是畢竟第一次讀時年紀太小,基本上沒有體會,只是約略的把故事看個大概。那時候,紅樓夢對我而言不過是個三角關係的愛情故事。過後也一直想重讀,但是甚至是前幾年,也還是覺得紅樓夢太婆婆媽媽而讀不下去。所以這次雖說是重讀,嚴格來說,這才是第一次從頭到尾的認真的讀了一遍紅樓夢。

當年讀紅樓夢時,留下印象的人物只有賈母、賈寶玉、襲人、林黛玉、王熙鳳。連薛寶釵的印象都是模糊的。更莫論其他二三線的人物了。然而不曉得爲甚麼,現在讀紅樓夢,我竟更留意一些書中的次要人物。對他們的作爲和命運深感唏噓。如賈元春、妙玉、賈惜春、司棋、平兒、鴛鴦、尤二姐、尤三姐、金釧兒乃至於趙姨娘等等。

賈元春嫁入深宮,貴爲皇妃,但是明顯的她有太多委屈和怨尤。她回大觀園省親,見到祖母和母親的第一句話就說道:「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過後更對父親賈政說道:「田舍之家,雖齏鹽布帛,終能聚天倫之樂;今雖富貴已極,骨肉各方,然終無意趣!」後來元春病了,賈母等進宮探問,賈政等只能遞職名聽信,元春又含淚道:「父女弟兄,反不如小家子得以常常親近。」可見她儘管富貴已極,卻是過着猶如孑然一身的孤獨日子,終其一生,渴望和家人的天倫之樂。

妙玉是書中續寶玉和黛玉之外,另一個名字帶玉的。想見曹雪芹應該是重視她的,況且她在十二金釵中排名第六,但是她在書中出場的次數卻不多。妙玉出身仕宦之家,由於自幼多病,所以從小投入空門,病才好了。妙玉是她的法號,原名不詳。一般都說她是女尼,但是我不認爲。書中指她帶髮修行,身邊還有兩個老嬤嬤和一個小丫鬟服侍。所以應該只是一個在寺內常住的在家人,至多只是類似今日的齋姑。

妙玉和後來出家的賈惜春是書中兩個和佛教有着密切關係的十二金釵。可惜她們兩個都「形象」不佳,和佛教慈悲濟世的精神格格不入。可能曹雪芹要突出的是佛教遁世的精神吧?妙玉孤高自傲,連劉姥姥用過她的杯子她都嫌棄不要。賈寶玉對他的評語是「為人孤僻,不合時宜,萬人不入他的目」。邢岫煙更說他是「僧不僧,俗不俗」。連脾氣最好的李紈都說「可厭妙玉為人,我不理他。」

至於賈惜春,在王熙鳳抄撿大觀園中,搜到她的丫頭入畫私自替哥哥收藏的東西,這原不是大錯,然而惜春不但不爲入畫辯解和討情,當鳳姐要饒了入畫時,她竟還說「嫂子若饒他,我也不依。」事後,還主動催促他嫂子尤氏「快帶了他去,或打、或殺、或賣,我一概不管。」竟是只顧自己顏面,不理他人死活。

至於司棋出場次數可就更少了。她先是因爲私自要求廚房給她弄雞蛋吃不受理,竟然帶人大鬧廚房,當時給我留下壞印象。但是這原來卻是要凸顯她敢於反抗的性格。後來她和表哥的私情在抄撿大觀園時被揭發了出來。在當時男女不得自由交往,婚姻全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時代,這是個天大的過錯。她表哥畏罪潛逃了。她被攆出賈府。饒是如此,她依然要求跟了自己的情人去,她母親大怒道:「你是我的女兒,我偏不給他,你敢怎麼着?」結果司棋一頭撞死在牆上。如此敢於追求自己的真愛,以死抗議當時的社會制度,不得不叫人欽服和惋惜。

作家白先勇說「紅樓夢是一部天書,有解說不盡的玄機,有探索不完的秘密」。也許下次再讀,還有更多的人物和情節等待我去感觸。

2016年10月30日 星期日

冒犯的自由

本文發表於《慈悲》雜誌第93期。

日前,在國際倍受爭議的印度穆斯林學者紮基爾博士(Dr Zakir Naik)來到馬來西亞巡回演講。國內穆斯林之外的宗教徒,尤其是興都教徒,要求禁止他入境馬來西亞不果。之後他准備在馬六甲發表題為「興都教與伊斯蘭教的共同點」的講座,更激起印度社群的不滿。甚至國陣成員黨的國大黨之青年團也發表文告指紮基爾博士以貶低他教出名,揚言阻止紮基爾博士在馬來西亞演講。最終這場講座因為總警長的禁令而被逼更改講題。

結果這在國內掀起了對「言論自由」的議論。我國著名年輕律師沙烈占甚至指出,「發表種族主義、侮辱宗教和冒犯他人的言論都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他認為我們不能因為有關的言論是我們不樂意聽到的便要禁止他人發言。

同樣的,以飾演Mr Bean而聞名的英國演員羅溫·艾金森也曾說過,「因為一個人的種族而批評他是明顯不合理的、可笑的;但批評他們的宗教,卻是一項權利,是一個自由。批評想法——任何想法的自由,是基本的自由之一,即是這個想法是源自於虔誠的信仰。」他甚至在英國發起一項運動,要求修改法律以允許人民發表侮辱他人的言論。他認為「侮辱」是個難以定義的詞匯。批評、嘲笑、挖苦,乃至於只是純粹的發表一項異以傳統觀念的看法,都有可能被詮釋成「侮辱」。

以上兩人的觀點我是認同的。我認為如果我們不認同他人的言論,如果我們覺得他人的言論侮辱了我們,我們要做的不應該是禁止他人發言,而是提出反對的論據駁斥對方。但是,在馬來西亞的政治現實裏頭,我卻覺得這樣的自由觀點有點過於理想主義。因為在馬來西亞的政治現實裏頭,國人的言論自由是選擇性的。也即是說,人民之間的言論自由是不平等的。

馬來西亞的少數族群往往會如這次的興都教徒一樣覺得很無奈。因為冒犯少數族群宗教的言論,往往可以用言論自由的大旗來護航。但是冒犯主流宗教的言論卻常常必須在維護族群的和諧下被逼讓步。所以我覺得只有當國人可以有平等的自由討論任何宗教課題時,羅溫艾金森和沙烈占的這種冒犯的自由主張才可以全面宣揚。但是我們也不得不適當的提出這樣的自由主張,只是我們必須不斷強調,冒犯的自由必須是絕對的,而不能是針對性的。要不然,這樣的主張一不小心就會變成助蚩為虐。

另一方面,對於言論自由,我們很多人都是雙重標准的。在這次的紮基爾博士事件上,當許多穆斯林祭起言論自由的大旗時,民權及穆斯林女權運動者莎菲嘉也撰文一針見血的批判:「當穆斯林貶低其他宗教,或穆斯林學者發表煽動言論,但是因為這些言論合乎其信仰而高喊‘言論自由’的馬來穆斯林,與那些因為他人說了伊斯蘭的不是,或因為某些穆斯林提出有異於他們對伊斯蘭的詮釋,而感到被冒犯的馬來穆斯林,其實是同一群人。」

也是基於對樣的道理,對於附佛外道,我目前的主張是,佛教組織只要表明立場,並提出論述我們為何不認同對方是正信的佛教就足矣,實不必阻止對方辦活動。我尤其反對借用公權力來禁止他人發表冒犯言論,即使我們是那個被冒犯的群體。

2016年7月10日 星期日

廣品法師的無奈

本文發表於《慈悲》雜誌第92期。

新加坡聯合晚報在2015年11月報道該國菩提閣住持「脫下僧袍,換上背心、短褲和戴上鴨咀帽,變身『潮男』與兩男夜宿濱海灣金沙酒店」一事。此事頓時引起新馬兩地佛教界的關注和議論。議論除了聚焦在果峻法師的「脫下僧袍」,也無法苟同出家人到高級酒店健身、美容的行徑。

事發兩個月后,身陷風波的果峻法師在管委會秘書陳欽坤陪同下,召開新聞發布會,公開僧團經調查后所作出的決定。該僧團多數成員投票接受果峻的道歉,并裁決果峻法師只是不經意的行為疏忽,將不會對果峻法師釆取任何懲戒行動。這個裁決再次在佛教界掀起紛紛議論。但是在媒體上看到的卻只有新加坡佛教總會會長廣品法師的發言,直指這樣的議決不合理。廣品法師還表示菩提閣比丘僧團應該明確列出所有參與決議的團員名字與資格才能判斷其中立性。言下之意,明顯不過。

其實,當菩提閣管理委員會議決交由菩提閣比丘僧團裁決時,就已經有人質疑這個僧團了。更有會員指出不曾聽聞菩提閣有此僧團。報章甚至以「不明僧團」來形容之。管委會第一副主席李文條則透露,該十人僧團乃是由管委會委任,至少有五名來自中國。由此看來這是一個臨時受命的僧團,而且是由菩提閣本身所委任組成。

但是,無論各界——包括廣品法師和新加坡佛教總會在內——的反應如何,對菩提閣和果峻法師以及他們的僧團都沒有法定約束力。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一樣都不是佛教國家,國家法律中沒有管理和規范佛教僧侶如法行為的條文。所以,新馬的佛教組織,盡管自稱是國內佛教的代表或最高機搆,乃至是僧伽理事會,它們都沒有任何法定權力去對付任何犯了佛教戒律的出家人。像這種不穿僧服只是違犯佛教戒律,卻不違國法的行為,如果該僧人不聽取勸告,任何人都無法釆取什么行動。

這件事讓我不禁想起數年前,我國的達摩那達拉法師也曾脫下僧袍,西裝筆挺的接受國家元首的賜封。當時國內也一片嘩然,絕對比目前的果峻法師事件來得轟動。當時饒是許許多多的人都不認同達摩那達拉法師的舉措,但是對達摩那達拉法師卻也是一點約束力也沒有的。

我不是認為我們必須立法來管制佛教僧侶,反之若有人有意爭取如此的立法,我會堅決反對。所謂「僧事僧決」,我向來認為佛教或者任何宗教內部事務都應該在教內解決,不該牽涉國家機搆。佛陀時代,盡管佛陀受到各國國王的景仰,但是佛陀沒有借此要求這些國家協助他規范出家人。抵觸佛教戒律的出家人,都由僧團內部處理。對於「惡性比丘」,佛陀的指示是「默擯置之」。

所謂“默擯置之”即是默默的抵制。遙想佛陀的用意應該是要以僧團的集體力量來規范出家人的行為,畢竟在一個群體里共同生活,如果人人都抵制你,你也不得不糾正你的行為。但是來到今日,許多出家人早已不在僧團里共住共修了。真發生什么事時,再像菩提閣自行委任一個僧團來處理,恐怕就更沒有什么規范功能了。所以,現在的所謂默擯置之是不是還能有效的規范惡性比丘,我的看法是消極的。更何況在這個資訊發達,人們應該更有辨識能力的時代,我們看到太多盲目追隨大師的信徒。不斷有新興的附佛外道冒起,就是一個例證了。

所以,對於菩提閣和果峻法師,我想新加坡佛教總會和廣品法師除了發言以正視聽之后,就只有無奈了。而我們在馬來西亞的佛弟子,卻又是更加的無奈了。

2016年5月22日 星期日

不曾下畫的《羅生門》

本文發表於《佛教文摘》第156期(2016年6月號)。

不久前在一個佛教會分享了一些可以讓人和佛法聯想的電影。之後該佛教會的一個朋友給了我一張CD,那是一部日本電影。他說我會喜歡這部電影。CD上只有電影的英文名字“Rashomon”。我不知道這是甚麼電影,於是回家後便把它放一邊,之後就忘了這回事。過了好長一段時間,在那位朋友一而再的問起後,爲了避免下回見面的尷尬,我終於把CD找出來。當畫面出現在電視上時,我才知道這竟然就是日本著名的電影《羅生門》!

說起來很早就知道《羅生門》這部電影。中學時期開始便常常在許多文章看到作者提起這電影,新聞報道裡也常會出現《羅生門》這個名字。可以說當某一件事的不同當事人的說詞各有不同時,人們就會用《羅生門》來形容之。所以一直以來,對我而言,「羅生門」以其說是一部電影的名字,倒不如說是一個特別形容詞。也因此從沒想過要去看這部電影。結果卻是在如此的因緣下觀看了。

這是一部由日本著名導演黑澤明於1950年拍攝的電影。這部電影當年得了許多大獎,也被衆人譽爲史上最偉大的電影之一,但是一部60多年前拍攝的電影放到今日來看,總是覺得粗糙。也幸虧這部電影沒有採用甚麼特技,就只是這簡單的在說故事。其實,看起來就像是一齣舞臺話劇。而且最重要的是,電影所探討的主題是個永恆的人性問題。所以,其實60多年後看這部電影,還是會有所收穫。

這部電影的故事很簡單。一個強盜遇見一個路過的武士和他美麗的妻子。這強盜見色起意,在一處樹立裡強暴了武士的妻子,殺死了強盜,但是武士妻子卻逃脫了。後來一個樵夫進山砍柴,在樹林裡發現了武士的屍體。他報警後,警察抓住了強盜,也找到了武士妻子,甚至請來了女巫招來武士的靈魂。結果強盜、武士妻子和武士竟然說了三個不同版本的故事。

雖然三個故事的重心都一樣,即強盜強暴了武士妻子、武士死了以及武士妻子逃脫了。但是其中的細節卻不盡相同。原來每個人都爲了自己的尊嚴和面子而篡改了細節部分,美化了自己或者合理化了自己的不當行爲。但是後來樵夫卻說他們說的都不完全是真的,因爲他其實在現場目睹整件事情的經過。但是當樵夫在一座殘破的城門——即「羅生門」——對一起避雨的乞丐和和尚講述他的版本後,聰明的乞丐卻發現樵夫竟然也在說謊。

四個人訴說同一件事,結果都爲了各人各自自私的念頭,而出現了四個不同的版本。這樣的情節,在我們現實生活中,每天都在上演。捫心自問,我們自己何嘗不也常常在一些自己認爲不損整個事情架構的細節上,爲了掩護自己的過錯,或爲了維護自己的面子,而篡改或者故意隱瞞或者故意略去不說一些情節。這也就難怪,爲何六十年過去了,這電影的名字卻仍然常常出現在各類文字和媒體上。因爲,《羅生門》從來不曾下畫,而是每天以許多不同的版本不斷上映着!

2016年5月14日 星期六

論佛教徒支持淨選盟

本文發表於《慈悲》雜誌第91期。


2015年8 月29-30日的淨選盟4.0的集會,再有一批佛教徒打著佛教的旗號上街。他們自稱 “Buddhists For Bersih”,結果事後在網絡上引起一些議論。認同者有之,反對者有之。撇開那些完全反對淨選盟的不提,比較值得討論的是那些支持淨選盟甚至也上街,卻反對 “Buddhists for Bersih” 這旗號的佛教徒的意見。

我歸納一般佛教徒反對的理由有二。其一是認為宗教不該和政治掛鉤,政治的事不該把宗教牽扯進來。第二個理由其實是擔憂,他們擔憂權力機構會對佛教組織秋後算帳,影響佛教在本國的發展。

關於第一個理由,我個人其實向來堅持政教分離,但是政教分離一如維基百科所載,指的是「宗教權力和國家、政府統治權力的分割,如《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明文規定:國會不得制訂關於設立國教或禁止宗教自由之法律。」而不是說宗教組織不該過問政治。實際上,佛教徒作為公民,佛教組織作為公民組織,都有權提出政治訴求,也有義務去監督政府的施政,並針對政治弊端發聲。更何況,許多政治上的決定對宗教的運作和發展影響至深。

而第二個理由,我則覺得和佛教的精神不符。佛教的慈悲精神的最高境界乃是為了救眾生於苦難之中而不計自身安危,甚至不惜舍身救人。所以我們討論的前提應該是淨選盟的訴求是不是合理和利益眾生,如果是,那麼佛教徒就該站出來表態支持,如果不是,那麼佛教徒就不該支持。所考慮的前提不該是佛教組織會不會受到權力機構的秋後算帳。那是自私的,不符佛教的無私精神。

當然,反對者中還有另一個更為有力的理由。那就是,他們認為淨選盟是個全民運動,我們應該以公民的身份去參與。原則上,我同意這樣的觀點。但是,我不認為因此就完全不能凸顯我們公民身份之外的其他身份。其實,為了凸顯淨選盟是個受到全民支持的運動,不同支持者以不同身份表達支持淨選盟,也有其積極的一面。

另外,佛教徒打著佛教徒身份的旗號上街支持淨選盟,也是一種權宜之計。就像佛陀本就在人間成佛,佛教本就是以人為本的宗教,但是當太虛大師在民國時期看到當時的佛教以作經懺為主,成了以鬼服務的宗教時,他遂提出「人間佛教」概念,並倡導之。同樣的原則,馬來西亞佛教界向來對政治課題冷感,除了較少對政治課題發言,更是極少參與國內比較有政治色彩的公民運動,以致佛教徒的政治訴求往往被政治人物和政黨忽略。

因此為了讓國人「看到」佛教徒的參與,我認為佛教徒打著佛教徒身份的旗號上街,不但可以接受,還是「戰略」所需。如果有朝一日,佛教在這類的運動中已經「占有一席之地」,也許屆時就算我們要打起佛教的旗號,主辦單位和其他支持也可能不同意了。因為屆時佛教徒這樣的行為就會被解讀為騎劫有關運動。就像現在人們極力反對政黨打著各自的旗號上街一樣。

最後,必須說明一點的即是, “Buddhists for Bersih” 僅僅只是「支持淨選盟的佛教徒」之義,完全沒有涵蓋全體佛教徒或代表全體佛教徒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