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流浪者

本文发表于《佛教文摘》第169期（2019年9月）

在大学时，因为朋友的推荐，读了《流浪者之歌》。当年读了后应该也没什么领悟，因为我连内容也不记得了。这么多年来，不时听闻有人提起或推荐这本书。所以想想，应该再读一读。只是这回我选择了英文版。

虽然中文世界一般熟悉这本书的台湾中文译名《流浪者之歌》，但是这书的原著名称就是“Siddhartha”，和佛陀梵文的名字一模一样。原著是德文，乃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曼.赫塞的名著。中文译本里也把主角Siddhartha译成悉达塔。这样的翻译固然可以明显区分佛陀和书中主角，但是我总觉得那已经乖离了原著，因为赫曼.赫塞特意为主角取了和佛陀一模一样的名字，明显有其意图。

很多人提起此书时，都和佛教相提并论，甚至常常提到说这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讲述佛陀的故事，所以我一直以为这是关于一个青年追求佛法的书。这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也似乎印证了我这样的想法。第一章里主角悉达多这个波罗门之子和他父亲对峙，因为他父亲反对他想去修苦行成为沙门的愿望。第二章，主角悉达多和他的同伴葛温达在苦行林里修苦行三年，最后的觉悟却是苦行无法达到他的求道目的。但是，当主角悉达多在第三章和真正的佛陀相遇后，并没有皈依佛陀座下，反而舍佛陀而去时，我开始迷惑了。

接下来的故事发展更让我迷惑。他回到城市后，却对名妓卡玛拉一见钟情，和她陷入情欲之中，接着凭着他的聪明才智，经商致富。从此，他就变成一个在凡尘中的芸芸众生之一。直到多年后的一天，他突然听到内心的“唵”，而像突然从梦中惊醒，于是他不告而别，放下一切，离开卡玛拉，再次踏上求道之路。这一回，他不再去苦行，也不去找佛陀和僧团，而是依河而居，跟着一个老船夫一起干起了摆渡工作。

这条河，我开始以为它在寓意彼岸和摆渡。但是后来我突然省起，其实整部小说里，主角悉达多都是在追寻自己的解脱和过自己的生活，完全没有任何对他人或对众生的怜悯。于是我想，这河应该投射兴都教对恒河的崇敬才对。而且，书中也多次强调要向河学习，要聆听河，河能教导一切，你若听懂河，就能洞悉一切。这么抽象的理论，和佛法越是远离，反而让我想起道家的“道法自然”。

我开始怀疑，主角悉达多真的理解佛陀的教诲吗？或者更准确的说作者赫曼赫塞真的理解佛法吗？主角悉达多一直强调智慧是不能通过语言来传授与他人的，这话他曾亲自对佛陀说，也曾一再对他的同伴葛温达说。他告诉他们，没有人可以教导其他人智慧，每个人都必须自己证道。所以，他必须离开僧团，因为证悟之道必须他自己去走。但是，这些话只对了一半。佛陀的教诲也一样强调，佛陀只是指引我们证悟之道，而路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走。佛陀教导我们如何去修证智慧，佛陀并不是通过语言让他的弟子获得智慧。

当主角悉达多离开佛陀后，小说进入了下一章：证道。而书中对他的证道是这样解释的：他必须回归自我。他理解他一直在逃离自己，一直在追寻真我（Atman）和梵（Brahman）。然而，后来的他其实还是在追寻真我和梵。书中也以觉者来称呼他。但是从佛法的角度来看，主角悉达多离开觉悟还太远了。而且他所理解的，和佛法的核心“无我”完全背道而驰。其实，赫塞在这本书里，竟然完全没有提到“无我”，也没有提到佛教修行的基础——戒律。

当然，撇开教理不谈，这的确是本好书。虽然主角悉达多悟的道不是佛陀的道，但是作为一个世俗的凡人，他对生命的领悟，也是我们可以借镜的。但是，若论解脱之道，恐怕就会让求道者退心，更执着于世俗了。

左翼佛教 · 入世佛教 · 公民佛教

本文发表于南洋商报《登彼岸》网络版【2019年12月19日：风声雨声】

日前收到刘宇光教授从台湾寄来的，他的个人著作《左翼佛教和公民社会——泰国和马来西亚的佛教公共介入之研究》。刘教授目前任教于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其研究领域包括佛教与现代国家与社会的交涉。

作者在书中第一章旁征博引的讲解他为何选择“左翼佛教”这一名称，而不是一般中文佛教界常用的“入世佛教”。作者认为“入世佛教”一词的原典出处是法文的 “Le Bouddhisme engagé”，然而中文世界的人们却以英文的 “Engaged Buddhism”一词来理解这个概念，“入世佛教”一词也是据英文的“Engaged Buddhism”翻译而来。据作者的解释，法文的“engagé”和英文的“Engaged”意义并不相同。法文“engage”的意思包含政治抗争，而且是个左翼阵营才会使用的字眼。因此他坚持认为应该使用“左翼佛教”一词。

一般上“左翼”给人负面、激进及过度政治化的感觉。然而作者在第二章把“左翼佛教”和“右翼佛教”作比较时，认为在佛教主流国家，会变得激进、甚至极端付诸暴力的排斥非佛教社群的佛教民族主义运动，其实往往被称作“右翼佛教”。他进一步的指出左翼佛教的辨别原则，并不在其言行激进与否，而是是否以公民社会为中心的现代政治观念（政-教分离、人权、民主制度、司法独立等），为其价值依据和行动前提才是关键判准。

实际上，“Le Bouddhisme engage”一词是一行禅师在越战时期于越南这个前法国殖民地因应当时当地佛教面对的危机而提出的。作者在书中也提到，“左翼佛教”这一中文词应该是一行禅师开始时使用的，然而他手中并无文献佐证。其实自1990年代开始，一行禅师便不再激进。而且不管一行禅师是否真的一开始使用“左翼佛教”一词，他现在不但不再使用，而且已经修正他对“入世佛教”的诠释，现在的他甚至不再把“入世佛教”等同于介入社会议题。

禅师在2019年11月28日的一则面子书英文贴文正是这么说：“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并不只是涉及社会问题的佛教。入世佛教意味着我们无论在做什么都要无时无地的修持正念。当我们独处、步行、安坐、喝茶或准备早餐，这些都可以是入世佛教。”由此可见现在的一行禅师已经和自己当初提出的“左翼佛教”理念分道扬镳了。

另一方面，一如刘宇光教授在书中提出的，台湾许多佛教界人士把“入世佛教”等同于“人间佛教”。这主要是因为“入世”一词的定义可以很广泛。于是这也就带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可以如此广泛的定义“入世佛教”，那么“入世佛教”也就变得什么都不是了，而只是一个和“佛教”同义的词，“入世”两字也变成累赘了。

与此同时，虽然我觉得在学术上，刘宇光教授把“入世佛教”称为“左翼佛教”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但是我个人仍然觉得比较难在一般情况下使用“左翼佛教”，因为在日常和佛教平民间，“左翼佛教”一词不容易被认可，而且不管怎么说“左翼”这个词汇的政治色彩过于浓重。我个人所认为的“入世佛教”正如作者在第二章提出的乃是以公民社会为中心的现代政治观念来作为其价值依据和行动前提的，诚如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曾提出的：“激进”和“参与政治”都是需要而非必要。

综合以上所述，我开始思索，是不是可以有异于“入世佛教”和“左翼佛教”以外的名称呢？刘宇光教授在书中提到的其他名称还有淑世佛教、涉世佛教、激进佛教、干预的佛教、介入的佛教、抗争的佛教等等。然而我在想，既然“入世佛教”或“左翼佛教”的判准是“是否以公民社会为中心的现代政治观念为其价值依据和行动前提”，那么“公民”两字应该是关键词。因此，或者可以考虑使用“公民佛教”这个名称。“公民佛教”既可以避开“左翼佛教”的政治敏感，也可以回避“入世佛教”的定义浮泛问题，更重要的是，它直截了当的说明了那是立基于公民社会价值观的佛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