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災的禍因

最近發生在泰國及其他中南半島國家的特大洪災，讓世人震懾於自然界的威力。對於這類天然災害，向來有人將之歸咎於人類對地球的破壞。也有人提到環保救地球。我當然支持環保，但是我向來認為，環保就像維持我們的家居環境整潔，讓我們住得更舒服，而所謂的環保救地球，我則覺得是誇大之談。地球之前經歷了好幾次的冰河時期時，人類還沒在地球上出現呢。

此外，作為和水文學 (Hydrology) 有較密切關係的工程師，我對於人們總是把水災歸咎於過度發展，不以為然。最近無意在網絡上讀到一篇在2005年發表於《經濟學人》 (The Economist) 的一篇文章：〈森林砍伐和洪災：不是禍因〉"Deforestation and Flood: Not The Root Cause"一文。覺得分析的很好很對。也就不自量力的將這文章翻譯如下和朋友分享：

數以百萬計生活在孟加拉、柬埔寨、中國、印度、泰國、越南和其他亞洲低哇地區的人民，每年都因為大量的洪災而遭受苦難。政治人物和環保分子等一般上都把亞洲高地山林的砍伐視為罪魁禍首。但是根據本周公布的聯合國報告，這樣的指責是不公平的。

一般人的觀念認為，森林可以充當巨型海綿阻截洪水的流動。樹根，林土和落葉能吸收大雨時的洪水，延緩甚至完全防止其流到附近的水道。和這種普遍的認知相反，該報告說，實際上，在洪災中，森林的作用有限。局部而言，樹林確實可以減少洪水抵達附近的溪流和河流的流量，或者延緩洪水的來到。無論如何，這僅適用於降在小範圍內相對較小的雨量。

如果雨降在更大的範圍，同時雨量更大及降雨時間更長的話，那麼樹林則無法阻止這類特大洪澇災害。這是因為，特大洪澇一般上發生在雨季末期，那時大雨是落在已經積水的地域。這就是說，那個所謂的巨大海綿，也就是樹林，已經飽和了。

在這種情況下，洪災就無可避免了。事實上，不僅不能阻止這樣的洪澇，反而會失去短暫被水淹的好處。水災對於保持生物多樣性和維護魚類種群是重要的。它還補充沖積土壤的肥沃。在許多洪泛區 (flood plain) 的農夫，種植生長於水下的農作物，如深水“aman”大米或黃麻的農民。

該報告的許多作者也反擊樹林可以防止土崩的說法。他們說，樹根確實可以阻截滑坡的泥土，但僅限於少於一米的淺層滑坡。如果滑動的泥土深度超過三米，樹林無法有效阻止滑坡。

這份名為《森林與洪災：在虛構中沉沒還是在事實中崛起》的報告，是由設在印尼茂物 (Bogor) 國際林業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所編撰。此研究所致力於保護森林及為人類謀福利，並與其他國際團隊合作。此報告是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合作出版。

山巒是流向海邊城市河流的源頭。如果砍伐清除這些山巒上的樹林不是洪災的禍因，那麼甚麼才是呢？該報告聲稱，破壞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的增長和相關的經濟活動。盡管面對週期的洪水風險，城鎮長期以來一直建立在洪泛区。這是因為生活在近水的地方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往往大於風險。從歷史上看，這些定居點集中在地勢較高的洪泛区上。但隨着城鎮發展，新的住宅區和商業區則建立在更容易發生洪災的地域上。

發生於1998年，中國長江的洪災造成相等於30億美元的損失。柬埔寨和越南在2000年的洪災中分別蒙受1.45億美元及2.85億美元的損失。在全球，洪災每年影響了超過六千萬人的個人和經濟命運。

然而，以經濟損失取代災害範圍來衡量洪災的嚴重程度，給人一種假象認為洪災在近代變得更為嚴重。實際上，被指為洪災造成的巨大經濟損失，其實主要反映了經濟增長，基礎設施投資增長及生活在洪泛區的人口增長。和擁有茂密森林的120年前相比，今天的洪災並不更頻繁。問題只是，現在有更多的人在洪泛區上生活和工作。

《長恨歌》

王安憶的書我讀得很少。這應該是第二本。和之前的《傷心太平洋》比較，我覺得《長恨歌》好得太多了。《長恨歌》裡的王安憶的文字很優美，無論是寫情、寫景、寫人，都處處流露她的斐然文采。但是，和《傷心太平洋》相比，不變的是，她的小說還是一樣的沒有對白，還是像一篇超長的敘事文。一般上讀小說像是在看故事，但是王安憶的小說還是讓我感覺像在聽故事。也像在看一部只有旁述的電影。開篇的幾章描寫四十年代老上海的風情的文字，與其說是小說，我覺得更像是上好的散文。

無論如何，王安憶畢竟是個講故事的高手。她講的故事，雖然只是一個大城市及大時代裡一個小人物說不上傳奇的故事，但是聽她娓娓道來，還是會聽得津津有味。然而她的語氣又是平淡的，在平淡中又透出一點點哀怨。也許是因為如此，很多人把王安憶和張愛玲相提並論。

但是看來王安憶是不樂意這樣的對比的。王安憶曾這麼回應：「說我的小說跟張愛玲有點像，不，我覺得不像。現在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現象，寫得好的就說是學張愛玲。對張愛玲評價這麼高是否恰當，應該研究一下。……說我比張強不好，說弱也不好，總之我覺得不像她。」雖然如此，我認為王安憶比不上張愛玲。

長恨歌的故事從一九四〇年代中葉開始說起。當時，王琦瑤十六歲。故事一直說到一九八〇年代中葉。雖然說王琦瑤的故事看來那麼平淡，但是其中很多情節，以我的視野來看是非常欠缺說服力的。同時，故事中人物和家庭的關係幾乎都很疏離。少女時代的王琦瑤和她家人的關係如此，後來王琦瑤和她的女兒的關係也是如此。

同時，王琦瑤和她生命中的幾個男人的故事，我也覺得太像是故事了。唯一讓我覺得比較合理的反而是她和程先生的一段交往。可能我真的太不了解上海了。另外，故事裡的每一個人物似乎也都有點病態。也許唯一最像一個常人的還是那個連名字也沒有的程先生。但是程先生卻在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時被逼得跳樓自殺。

除了輕描淡寫的講述了程先生的自殺，這個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故事，卻是有一個整整十年的空白。故事從一九六六年一跳就跳到了一九七六年。王琦瑤這個當年的上海小姐、某人的姨太太及未婚生女如此的身份究竟是如何度過那個鬼哭神號的文革的呢？我甚至多心的想，是不是書中已經刪去了十萬字，把那十年的故事都刪了。

道德淪喪

在中國廣東佛山遭車輾過的二歲女童悅悅在今日凌晨離開這個無情的塵世了。替她悲哀之餘，也深感對悅悅而言這未免不是一種解脫。幾天前當我第一次在面子書看到「二歲童慘遭二車輾過，十八路人視而不見」的視頻時，我嗤之以鼻，還以為又有無聊的人在製造假視頻。後來知道那是真的後，心裡非常震撼。但始終不忍看那部視頻。

十八個路過的人見死不救，讓全世界都對中國人的冷血震驚。網上也出現很多很多聲討及反省的言論。我想除了人性的淪喪之外，十八人當中應該也有人其實是不敢施援。記得曾經有人告訴我，在美國發生車禍時，很多人也都不敢冒冒然施援，因為擔心反而挨告。彭宇案之後，中國也成了人們不敢行善的國家。這是多麼叫人痛心疾首的事。拾荒婦人的挺身而出，也許也正因為她窮得不怕被人誣告和敲詐。難怪自古以來，就是仗義多為屠狗輩。

在中國發生這宗人神共憤的事件的同時，國內也發生了一宗讓人義憤填膺的事件：無恥博客誣衊林冠英的十六歲兒子非禮女同學。慶幸的是，我國畢竟還有很多理性及有正義的人。事情很快水落石出。連該名遠在美國的所謂受害女生也發文澄清不認識林冠英的兒子，更遑論被他非禮。

巫青團長凱里不辨明真相，就以此調侃林冠英，固然可恨，但是更可恥的卻是國陣兩大政黨的首領，蔡細歷和許子根對於是非黑白如此分明的事件不但不能（或不敢）仗義執言，竟然還以他們自己的遭遇不當的對比來合理化這種誣衊行為。

十八路人見死不救可說是當下的冷漠反應，事後也可能愧疚。兩大首領卻是深思熟慮後的回應。這種處心積慮的惡，說起來更是道德淪喪，其心可誅。

販售贖罪券

不久前我在網絡上看到一篇和放生有關的文章。裡頭有一段話，我覺得寫得很好。也在面子書上分享過。這段話如下：

宗教的放生本來是隨緣而行的護生，如今在台灣卻演變成超大型的放生法會活動，甚至相關行業應運而生，例如專賣「放生鳥」的鳥店，在主辦單位不斷強調感應事蹟，以及虛構放生「消災延壽、做功德」的功能下，實與中古世紀基督教世界教士公然販售贖罪券的欺騙行為無異，都是宗教人物抓準凡夫俗子不圖反省的心態，妄想利用金錢來賣斷一己罪惡之貪婪心，而全然扭曲了教義裡頭勸人向善及懺悔之真義。如此兩者皆造惡業，以致宗教精神蕩然無存，實在可悲可憐又可嘆。

這段說得是放生的弊端。雖然這樣的論點依然不被群眾重視，但是提出這種輪調的人其實也不少。但是這段文字中所提到的「古世紀基督教世界教士公然販售贖罪券的欺騙行為」卻讓我想得更多。

我對所謂的「古世紀基督教世界教士公然販售贖罪券的欺騙行為」，其實一無所知。但是這讓我想起佛教內部也有很多各種各樣的法會，參加者填一填表格，給一筆規定數額的錢，就可以或消災、或延壽、或超度、或祈福，連人也未必到場出席法會。這和「販售贖罪券」究竟有甚麽不同呢？是否也是「妄想利用金錢來賣斷一己罪惡」呢？

孺子可教

我指着電腦屏幕上的「中小學生每人獲一百元」的新聞跟兩個兒子說：「政府要給你們錢。」

唸獨中的若凡說：「政府那裏會給錢獨中生。」

唸小四的若拙好奇的問：「政府為什麼要給我錢？」

我說：「因為要大選了。」

他問：「什麼是大選？」

我答：「就是要投票，選過政府了。」

他想了想，再問：「政府給我錢，你不要投票給他，可以的嗎？」

哈哈，果然孺子可教。有其父必有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