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也发表于《当今大马》
叶礼胜日前在《当今大马》的〈卫塞节与浴佛的意义〉一文中,对我国佛教做了严厉的批评。必须承认他的一些批评不算无的放矢,我个人也认同我国佛教界对许多时事课题,常常显得过度沉默。但是我却也认为他的一些论点有商榷的空间,而他对我国佛教领袖的一些批评更是有欠公允。尤其他指责「我国的佛教领袖包括在家居士和僧侣都不敢谴责有关当局厚此薄彼地给予拨款,这种缺乏分辨是非能力及不敢说出真实话的前辈,蒙蔽了自性又如何能正知正见呢?」同时叶礼胜对「佛教领袖在于大马社会及政治抱持消极回避的态度感到失望无奈,因为前辈们在佛教的大节日里谈的只是停留在个人的修行,而没有提出大马社会所面对的问题或建议方法共建大马社会的和谐。」
该作者似乎认为唯有谈论政治才是「身体力行地参与社会的建设及发展」。但是佛教组织不是政党,佛教领袖不是政治领袖,佛教领袖在卫塞节谈论个人的修行,而不是大马社会所面对的问题和建议,我个人认为那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地方。更何况,佛陀说我们的一切问题追根究底的,皆出自我们内心的三毒:贪、嗔、痴。修行去除我们的三毒贪嗔痴,难道就不是佛教对于建立社会和谐的一个建议吗?
虽然佛教组织在政治议题上常常显得过度沉默,但并不表示佛教徒也是沉默的。我国有很多佛教徒通过参与各种组织及政党,积极的对我国的各种不公不义发出铿锵的声音,只是很多时候他们没有标榜他们的佛教徒身份。虽然我认同佛教组织应该关心政治,甚至评论政治,也应该反对压迫和不公正,但是我也认为没有必要让佛教组织「泛政治化」,即是说不是非得让佛教组织议政不可。而且,每一个组织都有它应扮演的独特角色。作为佛教组织,它们的最主要角色还是宣扬佛法、净化人心以达到社会净化。更何况,社会不是单元的,实际上在目前繁杂的社会里,社团分工是必要的。也许一些关心及热衷政治的佛教徒可以组织一个类似 “Sisters in Islam” 的佛教团体,让佛教对政治和时事的议论可以更嘹亮。
另一方面,要解决世间各种问题,政治也并不是唯一的方法,甚至于不是最好的方法。要不然佛陀当时也不必出家求道,他只要以太子的身份继承王位,便能应用政治管道去解决各种问题,包括当时印度社会四种不同阶级的种姓之分所造成的不公平。但是他却放弃了王位,出家修行,因为他知道解决世间种种问题的最佳方法不是政治,因为问题的根源是我们的内心。
还是以叶礼胜所提到的佛陀收贱民尼提为弟子的例子来说明。佛陀不以谴责及政治手段去争取贱民的地位,却是以收留贱民为弟子的范例来表达他不认同种姓制度。马来西亚的佛教组织向来也是秉持佛陀的这种教诲,悲智双运的以不增长嗔恨心的方式来表达佛教徒对各种不公不义的不认同,也正如集人权分子和佛教导师于一身的一行禅师所说的「以不造成派别对立的方式来改变有关情况」。可惜,很多人却只是希望看到佛教组织以更积极或激进的方式来表达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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