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命运共同体

本文发表于南洋商报《登彼岸》【2020年10月15日：风声雨声】

马来西亚的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掀起了来势汹汹的第三波，而且比前两波的疫情严重许多。当第二波疫情在七月开始受到控制时，许多人都乐观的期待零确诊的到来。但是疫情的突然逆转让大家又开始忧心忡忡。而这第三波疫情的起源明显来自沙巴，特别是在沙巴州选举之后，疫情的突然恶化，并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确诊病例。也因为如此，我们看到有些人把这笔账算在了引发沙巴州选举的政治人物。所以，这事件让我们不少人看到了许多看似无关的事件，其实之间都有着种种密切的关联。

就像美国著名的民运领袖马丁‧路德‧金曾说过一句名言：“任何地方的不公不义，都威胁着所有地方的公平正义。”此外，我们还听说过著名的“蝴蝶效应”——一只在亚马逊河流域的蝴蝶，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导致在美国引起一场龙卷风。现在的新冠肺炎也让我们发现到，在中国武汉有人吃野味，对世界其他各地的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改变。

实际上，佛陀很早就告诉我们，世间的种种因缘是息息相关的。想当年在佛学营的各种讨论中，我们总是可以随便举一个例子然后往前推论构成它存在的各种因缘。然后再往后推论它接着可能引发的各种后果。然后我们得到结论，因果不断循环。过去的因造成现在的果。而这个果又是造就未来果的现在因。这次的疫情相信让我们可以真正的“置身其中”的明白何谓的因果循环。

在马来西亚第二波疫情受控的时候，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从来不曾减缓。当时我们看着其他国家不断传来的疫情消息，开始觉得那和我们是不相关的事情。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独善其身。那个时候，我就看到有人提出警告说，除非全世界的疫情都受控，要不然任何单一国家都仍然受到疫情的威胁，就算该国家看似已经没有或很少病例。

相信这一场持续快一年的疫情让我们许多人开始或更深刻的认识到全人类其实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过去，当其他国家或地区发生动乱或爆发战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犹如隔岸观火，因为我们体会不到人类其实是命运共同体。就像当疫情开始在中国爆发时，很多欧美国家的人民把它看成是东方国家的问题，甚至还冷言冷语并歧视东方人。

然而，病毒是真正的公平公正的，在病毒面前人人平等。现在欧美国家的疫情早已远远比当时的中国更严重许多。于是反过来我们又看到在地球这一端的人，包括马来西亚人，对欧美的疫情幸灾乐祸。尤其当美国总统特朗普也确诊时，社交媒体上更是充斥了各种“欢呼喝彩”。这是真正的不幸——即使亲身经历了新冠肺炎所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仍然有许多人无法认识到他人不幸的果也许就是我们不幸的因。

新冠肺炎理应让我们明白到，只有当所有人、所有国家、所有地区都摆脱了新冠肺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人和我们自己才可能摆脱新冠肺炎。所以在因果循坏的世间，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事。因此，新冠肺炎更让我深刻的体会到佛教的“同体大悲”。“同体大悲”即是将一切众生看作和自己是一体的，视一切众生的痛苦为自己的痛苦，进而生起大悲心。如果过去“同体大悲”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理论，那么现在它是一种切身体会的领悟。所以，对其他人确诊新冠肺炎而幸灾乐祸，不但是缺德的事情，还真的是缺少智慧的不幸。

马佛青五十周年的个人回顾

本文发表于南洋商报《登彼岸》网络版【2020年9月17日：风声雨声】

2020年必是个难忘的一年。我们等了30年的2020年宏愿没有实现，反而迎来喜来登政变以及至今仍然纠缠不清的新冠肺炎。而对像我这样和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渊源极深的人来说，2020年另一个更大的意义是，这一年也是马佛青成立五十周年纪念。马佛青筹划的一系列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因为新冠肺炎的管制令无法全面推展，然而对于像我这样和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渊源极深的人来说，无论有没有任何纪念活动，五十周年都是一个值得回顾的里程碑。

我在大学期间，参与佛教活动，却没有参与佛教组织的会务。大学毕业后，却参与了不少佛教组织的会务。在我参与的所有佛教组织当中，马佛青是我服务期限最长，也涉入最深的组织。同时也是我至今仍然最有归属感的组织。和很多其他现在的及曾经的佛青一样，我把大学毕业后至四十岁这段人生的黄金时期投入了马佛青。在这段长达十多年的岁月里，我们的生活和佛青分不开。事实是，即使四十岁以后我们从马佛青卸下了职务，我们仍然和马佛青分不开。

然而，卸任后和马佛青分不开的是对马佛青的感情和关怀，而不是继续干涉马佛青的运作。马佛青是个健全的组织，也是个不断向前迈进的学习型组织。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马佛青永远年轻。所有理事都必须在四十时卸任。而且卸任就是真正的卸任，不会去干涉组织运作。同时，人走茶凉也不是马佛青的文化。马佛青当任理事总是愿意继续和卸任理事保持紧密的联系，聆听他们的意见。我希望这样的传统能够继续保持，但是却也必须不要因此变成当任理事的历史包袱。所以，所有前理事的意见都应该是只供参考，最后的决策必须是当任理事自己决定。因为卸任理事，不管当年多么高瞻远瞩，毕竟已经不在其位，自然无法完全掌握事情的脉络，更何况他们的见解也很可能仍然停留在当年的情境。

说起当年，当年因为马佛青，我到过了马来西亚的许多大城小镇。认识了马来西亚各个角落的佛友。许多地方虽然是第一次到达，许多人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因为法情，我们总是一见如故，亲切的犹如相识多年的老朋友，而且到每一个陌生的地方都有回到家的感觉。马佛青在全国各地的会员团体中，大多数都没有碧丽堂皇的道场，也没有财力让我们住大酒店。常常我们就住在简单的佛教会里，或者到佛友家寄宿。然而却因为如此，让我们之间培养出更深的法情。记得当年即使是出差到某地，也会联络当地的佛友见面交流，即使彼此其实之前从来没有见过面。

到各地去，很多时候是为了开会，也有时候是去交流或分享一些自己在组织上或佛学上的一点心得——如果不是因为马佛青，应该是不会有人愿意去听的不成熟的心得。同时，马佛青国和州理事当中，来自各行各业，许多理事也会把在工作上学习到的各种适合马佛青或理事的知识和大家分享。因此，马佛青让我学习了许多，也让我开阔了视野。所以我常说，这么多年来，马佛青给予我的，其实远远多于我给予马佛青的。即是说，我的付出不仅有回报，而且回报远远多于付出。因此谨以此短文表达我对马佛青的感激及祝愿——佛青使命，恒古长存！

漫谈素食

本文发表于南洋商报《登彼岸》网络版【2020年8月20日：风声雨声】

素食在佛教界是个常会被提及或讨论的话题，但是在社会上一般是个冷门话题，因为素食者是个很小的社群。估计马来西亚的素食人口少于总人口的百分之五。然而，不久前，素食突然在马来西亚的华文社媒掀起议论热潮。只因为有个具有知名度的人在社媒“声讨”一家主要卖鸡肉的快餐店取消提供素食。

个人觉得一般商家是否提供素食选择纯粹是他们绝对的自由。而且在吉隆坡这样的大城市，素食馆不少，一些美食中心也有素食档口。其实我个人发现快餐店或餐馆，甚至是酒店的自助餐，提供素食选择的越来越多。素食者如果要和朋友一起用餐一般上也不难找到适合的餐厅。因此如果一家以卖肉为主的快餐店取消其素食选择，我们实在必要没有去“声讨”对方。

但是，如果换个角度，也许这件事也说明了素食者在外头用餐仍然是有很多不便之处的。和非素食者相比，肯定困难许多。毕竟素食者仅占人口的少数，不是任何地方都有素食选择，如果工作的步行范围内没有素食选择，每日的早餐及午餐将会是素食者每天必须解决的难题。而且偶尔出差，所到的城市也可能没有素食选择。更遗憾的是朋友们的聚餐也可能没有考虑到素食者的需求。所以，对一些素食者而言，选择素食，很多时候也等于必须放弃许多社交活动。

所有这一切，对于非素食者来说，可能都是不曾想过的问题。甚至是也许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身边有朋友或同事是素食者。因为，我发现一般上素食者都比较低调。他们在社交上，往往很少主动要求素食。因此，如果事情这么一闹，能够引起人们关注素食以及留意到身边其实也有素食者的存在，而在安排聚餐时，能够选择更适合的餐馆或提供素食选择，那么这也算是有着其积极的意义。

更理想的是，有那么一天，素食选项是一种常态，素食者出门前不必总是必须做功课是否有吃饭的问题，或者总是必须自备食物，素食者因此从此不必因为素食而放弃任何社交活动。其实要做到这一点其实不难，因为素食食物其实所有人都可以食用，因此如果店家或活动主办方可以同时准备荤食和素食，像毛不易的歌来个一荤一素，即使最终没有出席者是素食者，也不会是问题。

无论如何，相对而言，今天的马来西亚社会对素食已经习以为常，不像多年前，常会有人对素食者投以异样的眼光，甚至有者还会嘲讽或揶揄素食者。相反的，也有一些素食者会自觉高人一等，鄙视肉食者。这些人在佛教界比较常见，他们有时会不经意的流露出作为素食者的优越感。但是实际上，佛陀并没有任何戒律说僧俗二众必须吃素。

南传佛教认为佛陀本身并不是素食者。甚至于，佛陀曾经明确的拒绝提婆达多要求出家人必须吃素的建议。而且佛陀也提出什么动物的肉不能食用，包括象、马、狗、蛇等等。此外任何特意为出家人而杀的肉也都在禁止之列。常来马来西亚弘法的澳洲南传法师阿姜布拉姆法师（Ajahn Brahm）曾经指出他出家前是个严格的素食者，但是他在泰国出家后，却必须接受信徒供养的任何食物。他说，在泰国郊区信徒供养的食物形形色色，要接受那些食物比当一个素食者更艰巨。

当然一些南传信徒批评素食也是不正确之举。佛陀只是没有强制素食，但是他也并没有禁止素食。今天也有南传法师开始选择素食，或鼓励素食。其实，素食与否也人品也没有必然关系，因此绝对不能因为一个人是否素食而对其人品下判断。但是素食应该还是能够增长我们内心的慈悲心，正如孟子所说的：“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而且如果选择素食，那么君子也不必远庖厨了。

佛法日

本文发表于南洋商报《登彼岸》网络版【2020年7月30日：风声雨声】

五月月圆日是卫塞节或佛陀日，人人皆知。但是七月月圆日是佛法日，在马来西亚就知者寥寥了。卫塞节是马来西亚佛教最盛大的节日，同时也是马来西亚唯一的佛教公共假期，因此大家都知之。相对与佛陀日的佛法日，在传统南传佛教国家里被视为是佛教第二重要的节日，但是在我国即使是南传佛教徒里，知道的人也不多。

佛法日，巴里文称为Asalha Puja，中文也有称之为“转法轮日”。和卫塞节一样，也是落在月圆日。从“转法轮日”这个名字，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日子和《转法轮经》有关。南传佛教认为佛陀在五月月圆日悟道成佛后，在菩提伽耶停留了七七四十九天。之后才到鹿野苑为五比丘开示佛法。所以佛法日是在七月的月圆日。

佛陀对五比丘开示的这一部经，也是佛教的第一部经，那就是《转法轮经》。这是佛教非常著名及重要的经典。一方面固然因为它是佛陀开示的第一部经典。佛陀开示了这部经后，就等于法轮在这娑婆世间开始转动了，所以这也就是它被称为《转法轮经》的原因。

另一方面，《转法轮经》的重要也在于它的内容涵盖了佛法的核心。佛陀第一次说法，就对五比丘开示说要不落两边，而选择中道。佛陀简直就是一开口就开宗明义的说“有两个极端，不应该被出家人实行，哪两个呢？这在欲上之欲乐的实行：下劣的、粗俗的、一般人的、非圣者的、无益的，以及这自我折磨的实行：苦的、非圣者的、无益的。比丘们！不往这两个极端后，有被如来现正觉、作眼、作智，导向寂静、证智、正觉、涅槃的中道。”而这被佛陀证得的中道，让“如来现正觉、作眼、作智，导向寂静、证智、正觉、涅槃的中道”，就是“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八正道。

接着佛陀又讲解了苦、集、灭、道四圣谛：
“比丘们！这是苦圣谛：生是苦，老也是苦，病也是苦，死也是苦，与不爱的结合是苦，与所爱的别离是苦，所求不得也是苦；总括之，五取蕴是苦。
比丘们！这是苦集圣谛：是这导致再生、伴随欢喜与贪、到处欢喜的渴爱，即：欲的渴爱、有的渴爱、虚无的渴爱 。
比丘们！这是苦灭圣谛：就是那渴爱的无余褪去与灭、舍弃、断念、解脱、无依住。
比丘们！这是导向苦滅道迹圣谛：就是这八支圣道。”

所以佛陀在第一次开示就把佛法的精要提出来了。而佛陀之后弘法利世四十五年所说的法，其实都离不开他在第一部经所提的四圣谛和八正道。而今天四圣谛和八正道是佛教所有三个传承（南北藏）都认同和修持的佛法核心。我们甚至可以说，离开了四圣谛和八正道，佛教就不是佛教了。任何没有四圣谛和八正道的教团或教理，都不能称之为佛教或佛法。

听闻了佛陀的开示后，五比丘都皈依佛陀出家为僧，成了佛陀最初的弟子。同时也因此成就了佛教的三宝具足。因此这部经就益发显得重要了。所以，南传佛教国家把佛法日视为仅次于佛陀日的重要节日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佛法日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佛法日的第二天就是南传佛教长达三个月的“雨安居”的开始。“雨安居”也称为“结夏安居”，是佛教出家人留守一处（一般自然是寺庙）修行的制度，在这期间出家人不能随意外出。而在安居结束的那一天，则是另一个重要节日“供僧衣节”，或者在我国更为人熟知的卡迪那（Kathina）或佛欢喜日。其实在如今的我国南传佛教界，卡迪那早已是仅次于卫塞节的最重要节日。它广为人知的程度远远超越佛法日。
（注：以上《初转法轮经》之经文摘自庄春江工作站）

电影里的邪教

本文发表于南洋商报《登彼岸》网络版【2020年7月2日：风声雨声】

发现美国电影里常会出现邪教。记忆中我至少看过三部电影里有这样的情节。不知道是不是属于巧合，三部都是科幻灾难片或惊悚片，这三部电影分别是 The Mist（中译：迷雾，2007年）、Bird Box（中译：蒙上你的眼，2018年）和 The Silence （中译：死寂逃亡，2019年）。后两部电影的邪教其实都不是电影的主要情节，我甚至觉得似乎有点像是为了不让电影太单调而特意加入的情节，因为电影的剧情其实都很简单。但是为什么加入邪教情节？有没有背后的深意呢？我没有看到有任何这方面的影评。

《死寂逃亡》的故事是简单的逃亡之旅，说的是世界各地突然出现不明的凶残飞行生物，有点类似恐龙电影里的飞龙，只是体型只有猫一般大小。它们看不见，只能靠声音攻击猎物，不管是人类或其他动物，只要发出声音便会瞬间被啃食到只剩骨头。电影说的是主角一家的逃亡经过，为了避免成为猎物，他们必须时时刻刻保持静默。电影最后说到人类因此发展出一种静默的新常态生活方式，恰似我们现在因为新冠病毒常说的新常态一样。

《蒙上你的眼》也是简单的逃亡之旅。说的是世界各地同时出现了许多人莫名的自杀。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看见了神秘景象后便会被某种力量控制而导致他们自杀死亡。故事讲述一个妈妈如何得知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带着两个五岁孩子逃亡的经过。间中倒叙说明事件的经过。为了不让他们自己看见那些神秘景象，他们在整个逃亡过程中都必须蒙上眼睛。

在这两部电影里，主人翁在逃亡中，都受到邪教分子的干扰。《死寂逃亡》里的邪教分子和故事主流没有什么关联，纯粹就是一批想要用非理性的方式来夺取新成员的邪教组织。而《蒙上你的眼》的邪教分子则不同，他们是一群常人眼中的疯子，但是他们却不会因为看到神秘景象而自杀，实际上他们认为那是美丽的景象。所以他们不必蒙眼，甚至他们千方百计要其他常人去看那令人自杀的景象。对于常人看到景象后自杀，他们认为那是在净化世界。

相比之下，《迷雾》这部电影的邪教，则是故事里的重点情节了，至少对我而言是如此。撇开这个情节，这电影也就变成一部和前两部电影一样简单的科幻灾难片了。电影说的是一个小镇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浓雾淹没。同时迷雾中不时传出惨叫声，人们四处逃窜，主角和他的儿子与镇上的一些人则被困在小镇的一间超市里。几乎整部电影的故事都发生在这超市里。在这里他们开始目睹有人被迷雾里的不确知是什么的怪物杀害。甚至有者只剩下双脚。

电影里的邪教，是人们被困在超市里后才发展出来的。他们在面对未知的在超市外头迷雾中吃人的怪兽，不知所措，恐惧开始战胜理智。超市里很多出现了两批人，一批理性分析，想方设法保护大家的安全。另一批，则认为这是神的旨意，因为人类犯了错，同时认为必须做出生命的牺牲，才能赎罪及平息灾难。所以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邪教组织是如何兴起的。面对未知的危险和无法逾越的恐惧，放弃理性的思考，选择相信一个更高的神秘力量——神，也许就是一切宗教的来源，无论正信或邪信。

随着人们内心的恐惧越来越盛、对外头的危险越来越无能为力时，选择信仰的人越来越多，最后成了多数。当然一开始必须有一个能言善道的人在散播这个信仰。在电影里，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这个领袖一开始也并不完全“投入角色”，因为当她看到她的信徒竟然拿刀捅人的过激行为时，镜头前她表露出了惊骇和震愕的表情。但是当人们开始期待她的领导和发号施令时，她也很多的投入进去当邪教领导人的角色。甚至后来还指定下一个牺牲者是谁，并指挥她的信徒去强抢她所要的牺牲者。

从电影回想现实生活中的邪教，相信它们的起源因素也必是因为人们内心的恐惧和对真相的无知，也即是佛陀所说的无明，而需要一个寄托。而那些邪教领袖也许也是渐渐“训练”出来的。到最后，他们自己也开始相信自己就是神的代言人了。

资讯时代的正语

本文发表于南洋商报《登彼岸》网络版【2020年6月4日：风声雨声】

月前，吉隆坡菩提工作坊邀我和其坊员分享在目前新冠疫情期间，面对各种真真假假的网络讯息，我们要如何应用佛陀对正语的教诲。于是这给予我机会重新学习佛陀对正语的教诲。

佛教有“身口意”三业之说。就是说我们的一切业，都是透过身、口和意所造作。而口业即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正语，或者佛陀对我们的言谈的要求。佛陀在很多部经典里都有关于正语的开示。在我们常常接触的八正道、五戒、十善中都有和言谈相关的教导。

什么是正语呢？佛陀在《长部》第二十二经大念处经如是开示：“离妄语、离两舌、离恶口、离绮语。诸比库，这称为正语。”所以，八正道中的正语、五戒中的不妄语以及十善中的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及不绮语，其实说的都是相同的事情。

佛陀曾宣称他要考虑三个要素来决定其是否说话，那就是：（一）话语是否真实、（二）是否对听者有益、（三）是否为听者所喜爱。佛陀在《中部》第五十八经无畏王子经中有更详细的解说，当中佛陀提出了六种情况，来说明是不是不该说这话（不语此语）：
一. 如来知其语为非实、非真、不具利益者，其因为他人所不爱、所不好者，如来即不语此语。
二. 又如来知其语虽为如实、真谛、然不具利益者，其因他人所不爱、所不好者，如来亦不语此语。
三. 然如来知其语为实、真谛、具利益者，其因他人所不爱、所不好者，对此如来记说其语是知时者也。
四. 又如来知其语为非实、非真、不具利益者、虽然彼语是他人所爱、所好者，如来即不语此语。
五. 又如来知其语为如实、真谛、不具利益者，其因他人所爱、所好者，此语如来不语此语。
六. 如来知其语为如实、真谛、具利益者，且彼语是他人所爱、所好者，对此，如来即言彼说其语是知时者也。何以故？王子！如来于诸有情、有怜憨心也。

因此，从以上所述，正语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要素：真实不虚的、饶益听者的、听者乐听的。如果一句话是真实不虚的、饶益听者的，但是却是听者不乐听的，那么我们必须在适当的时候再说。因此适时也是另一个要素。

虽然正语必须具备以上的三或四个要素，但是其前提还是这话必须是真实的。而这恰恰是在目前这个资讯爆炸的网络时代我们最难掌握的。面对每天出现在我们的电话或电脑屏幕，数之不尽的讯息，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对五戒做了切合现代生活解释的一行禅师，他对不妄语戒所提出的现代修持要点，有我们可以借镜的地方。禅师对不妄语戒提出的要点如下：
一. 意识到妄语和不能倾听别人所带来的痛苦，我发誓培养爱语和专注的倾听，给别人带来欢欣和快乐，解除他们的苦恼。
二. 意识到语言能够带来快乐和痛苦，我发誓学习说真话，那些能够带来自信、欢乐和希望的言辞。
三. 我决心永不散播那些我不能确信的消息，永不批评谴责那些我不能确信的事情。
四. 我将远离那些引发分裂与不和的言辞，那些引起家庭和社会分裂的言辞。
五. 我将尽我所能，调和与解决一切冲突，无论它是多么微小。

当中的第四点正是处在资讯爆炸时代的我们应该遵循的。我们当中多少人，只要看到符合我们内心期望或偏见的讯息，就马上大量转发，而完全没有考虑其是否属实，更遑论去求证其真实性了。我们也许没有办法证实每天大量出现的形形色色讯息，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做到“永不散播那些我不能确信的消息，永不批评谴责那些我不能确信的事情”。共勉之。

疫情期间的网上佛教

本文发表于南洋商报《登彼岸》网络版【2020年5月：风声雨声】

把佛教经典数码化，然后放上网，让更多人可以接触和学习经典，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了。到了今天，我们可以在网上找到的佛教资讯几乎无所不包，举凡经典、佛教文章、佛法开示、唱诵等等，都可以在网上轻易获得。因此对佛法有疑问的人，可以在网上轻易找到答案。当然，若一个人对佛法认识不深，他也很有可能获得错误的资讯，因为网上有更多似是而非的佛教资讯。虽然如此，网上的佛教世界一直都不是主流。充其量不过是现实佛教在弘扬佛法时的辅助资源。然而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却开始转变这一切。

在马来西亚，从三月十八日开始实施行动管制令之后，所有宗教场所被勒令不能对外开放。人们再不能像往常那样到佛教道场禅修、礼佛、听法、诵经、参加法会等等。甚至无法和其他同修见面。当然对佛教而言，这基本上不应该是个问题。佛教向来讲求“自作自受”、“自净其意”，修行证道本来就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悉达多太子修苦行六年直到悟道成佛，虽然有后来的五比丘追随，但是他的修持却完全是自己个人的事。佛教的闭关也正是要独居以精进修行。

然而众生的根机各有不同，对一些人来说，在这非常时刻，他们会更需要佛法或宗教给予的心灵力量。而病患家属更尤以为甚，但是他们在这非常时期，却不但不能探望和照顾生病的家人，也不能和亲友相聚以获取安慰，所以对宗教或佛法的慰藉的需求就自然更殷切。因此虽然宗教场所不被纳入为基本服务，但是信徒对佛法的需求是不能阻断的。为了回应这些需求，马来西亚的佛教组织群起号召佛教徒在家进行修持活动，如禅修、礼佛、诵经等等，以祈求三宝加被，祈愿疫情早日过去，并回向功德予众生，特别是新冠病患，祈愿他们早日康复。

向来有在家做功课的佛教徒，对于这些修持活动自是驾轻就熟，继续自己在家修持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却有许多平日里没有自己在家做佛教功课的信徒，因此不知所措。于是为了协助他们，佛教团体录制了各种引导视频或音频，让这些信徒可以在家跟着这些视频或音频静坐及诵经。受限于管制令，这些视频及音频当然都必须通过网络在线上传播给大众。于是我们开启了新一波的线上佛教。

然而这新一波的线上佛教并没有停止于此。因为这些信徒当中有者除了单独在家修持外，也希望可以和其他佛友共修，更有不少人仍然想在这特别时期听闻佛法、亲近三宝。于是佛教团体自然“随顺众生”，使用视频会议应用软件推出线上弘法会或线上佛法讲座。线上弘法会和之前网上的讲座视频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现场直播的。虽然不能同处一室，但是听众会有参与感，并且还可以看到彼此、可以互动及提问。此外，甚至有佛团直播线上早课及线上诵经，让那些困守家中的佛教徒可以透过上网参与寺里的早课及诵经。和线上讲座一样，这些早课及诵经由于使用视频会议软件直播的，信徒会有参与感。

佛教团体能够在管制令期间，在极短的时间内应变，以线上佛教的方式抚慰信徒的心灵需求，同时让信徒可以即使禁足家中，仍然能够继续参与佛教活动，同时不让佛教活动随着管制令停顿，是绝对值得赞叹的。我们不知道管制令什么时候会撤销，以及撤销后的社会活动会如何进行。我们也不知道佛教活动能不能回到之前的正常运作。很多人都说，我们再也不能回到之前的常态，社会将会出现新的常态。而我觉得不管怎样，线上佛教无疑为佛教的弘扬开启了另一个管道，让我们可以有另一个方式可以无远弗届将佛法带给需要的人。因此，无论我们以后是可以回到从前的常态，还是进入到一个新常态，线上佛教也许都将成为佛教界的新常态。也许有朝一日，我们还可能会发展出佛教的线上仪轨。

人性并无西东

本文发表于南洋商报《登彼岸》网络版【2020年4月9日：风声雨声】。

Covid-19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由于这是一场新的病疫，在疫情于年初在武汉爆发时，人们对它知道的不多，各种传言因此甚嚣尘上。甚至有人指出那是一种生物武器，专门针对中国人或亚洲人，病毒不会感染欧美人种。不管是不是因为相信这样的论述，在年初，明显的欧美国家，无论政府或人民似乎对这病毒并不如何认真看待。而且，还有人因为这病毒而歧视或仇视亚洲人种。

然而，好景不长，欧洲国家意大利在二月中开始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接着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都急剧上升。到今天（三月二十一日），当疫情在当初最严重的中国开始出现缓和时，意大利及其他欧洲国家的疫情却越发严峻，甚至于意大利的死亡病例已经超越中国。这样的发展当然不是任何人所乐见。但是却也间接排除了早前的生物武器及病毒只传染某些人种的无稽之谈，以及凸显了因此病毒而歧视或仇视亚洲人种的行为是如何的无知。

其实，全世界的人类，在生理上，即使肤色、外貌有明显不同，但是在面对病毒时其实并没有差别。同样的，在心理上，虽然我们在宗教、文化价值、生活方式等等可能有着巨大的差距，但是我们在面对疫情，以及因此衍生的生死问题而产生的内心恐惧其实也一样没有差距。

佛陀在《法句经》中说过，所有众生都恐惧死亡。生为人类的我们，在面对死亡时，内心的恐惧都一样，不管我们的种族、肤色、宗教、文化背景。人类的恐惧来自于我们的三毒之一的贪。我们执着于我们拥有的，害怕失去。我们执着于我们想要拥有却仍没有拥有的，担心无法获得。于是这一切产生了恐惧，尤其是对生命的执着，我们在面对死亡时，有着更大的恐惧。

不只恐惧是一样的，面对恐惧时我们人类的反应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会有着因为文化或文明上的差异。当武汉在一月封城，据报道消息一出便掀起逃离潮，有数十万人在封城前逃离武汉。之后许多人在网上发表各种评论，认为这样的逃离潮无疑是更快速的把病毒传播到更广更远，同时批判中国人缺乏人文素养，自私自利，没有为他人着想。甚至有者认为这事若发生在其他地方，尤其是西方民主素养高的国家，人民必会主动留下。然而在三月当意大利伦巴第大区也宣布封城时，同样的逃离潮也一样发生了。

另一方面，当马来西亚传出可能封城时，各地即掀起抢购潮。各种必需品，特别是食粮都几乎被抢购一空。虽然即使封城其实也不会影响物资供应，但是，在人心惶惶之际，在恐惧的驱使之下，恐怕许多人都会为求心安而不理会内心的理性声音。几乎同时，在疫情同样越发严重的英国，也发生了同样的抢购潮。一张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在英国某地一名老者在商场里空空如也的货架前查看手上的购物单，这一幕触动了许多人。

其实还有许多的发生在东西方的各类事件，都显示了人类不只有着相同的恐惧，以及在恐惧下也有着相同的反应，当然其他的很多事情，人类的差距也并无我们以为的大。在这次肆虐全球的疫情中，我们不只看到病毒的传染不分中外东西，人类的行为即使不同宗教和文化，其实也没有太大差异，因为人心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不同。这就和佛教徒常说的“众生的佛性是一样的”是相同的道理，或者一如六祖慧能所说的“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人性也无西东。但愿这疫情让我们更能设身处地多体谅他人，更能接近佛教的理想：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因果法甚深极甚深

本文发表于南洋商报《登彼岸》网络版【2020年3月12日：风声雨声】

马来西亚在2020年2月23日开始的政权争夺战，终于在一个星期后暂时落幕了。不仅所有的政党和国会议员都涉及其中，甚至也波及到多个州的政权，而皇室也同样无法置身事外。作为这个国家的子民的我们，自然不能不密切关注其发展，然而其实却也是无能为力，能做的也就只有发表各自对事件发展的看法和观点了。于是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许许多多的评论。由于这次事件内幕重重，大家都看不清底细，我也看到许多人发表了各种各样的阴谋论。

这些阴谋论中不少都认为一切都是敦马哈迪的布局，甚至不少人一直认为整件事的起起伏伏和转转折折都是他的算计。我觉得这样的想法过于天真，也简直把敦马神化了。我虽然不认为这件从喜来登酒店开始发酵的权争事件敦马好像希盟所说的那样没有牵涉其中，但是我也绝对不认为他有能力操纵整件事的发展。最后敦马哈迪的失败结局也证实了这一点。

其实就像一局棋，两人对弈中，没有人可能预先设计好整局棋的每一步。因为对方的每一步，都会影响你接下来要该下的棋。这次权争事件，就像一局棋，而且是同时有很多棋手在下的棋。每一个棋手的每一步都会影响其他棋手接下来的布局。所以不可能有人可以掌控那么多人会走的每一步棋。人心是复杂的，尤其是政治人物在权争时刻的心思更是复杂。恐怕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接下来自己该走哪一步，更遑论去掌握其他人的布局了。

这就正如佛教所说的缘起因果法，甚深极甚深。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着许许多多的前因，而所有这些前因，只要有任何一个小细节的发生有些微的改变，事情的结局就可能天翻地覆的不一样了。甚至于我们其实不能从因推断果，只能从果推论因。于是我又想起了一部多年前的电影“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电影里的有一个小片段，是男主角班杰明对女主角黛西发生车祸的叙述。这段叙述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它让我看到了因果的如此不可思议。

班杰明从一个毫不相关的法国女人开始说起：“一个住在巴黎的女人正准备去购物。出门后却发现忘记了拿大衣，便折回去拿。就在她拿衣服时，电话铃响了。于是她停下来接电话，并聊了几分钟。而就在那个女人打电话的时候，黛西就为巴黎大剧院的演出排练。就在她排练时，那个女人打完了电话，出了门去叫一辆的士。那个的士司机由于前一趟车程结束的比较早，便停下来喝杯咖啡。与此同时黛西还在排练。这个的士司机，提前完成了一趟车程，喝了杯咖啡，接了那个错过前一班的士去购物的女人，又因为一个横穿道路的男人，的士被迫急停了一下。这个男人比原来上班的时间晚了五分钟，因为他忘记了调好闹钟。而在那个起晚了、忘记调闹钟的男人过马路时，黛西也完成了排练，正在洗澡。而就在黛西洗澡的时候，那个的士司机在精品店外等那个女人去拿她的商品。那个商品却还没有被店员提前包装好，因为昨天晚上那个店员刚和男朋友分手，把这件事情忘的一干二净。当商品被包好后，那个女人回到车上，的士又被一辆货车挡了一下。此时此刻黛西也梳妆完毕。在货车离开后，计程车终于可以行驶了。当黛西最后一个打扮完后，便等待她其中一个鞋带断了的朋友。就在的士停着等候红绿灯时，黛西和她朋友从剧院后门出来了。”

接着是班杰明的反问：“如果只有那么一件事情，并没有发生的话。如果那个朋友的鞋带没有断掉。如果那辆货车提前几分钟开走。如果那个商品早早就被包装好。如果那个店员没有和她的男朋友分手。如果那个男人的闹钟提前五分钟响了。如果那个的士司机没有停下来去喝杯咖啡。如果那个女人没有忘记她的大衣，而坐上了早一班的的士。黛西和她的朋友就将穿过马路，的士也只会擦肩而过。”

车祸发生前，任何人也不能说一只断了的鞋带或一个忘了带大衣的女人或一个停下来喝咖啡的的士司机或一个睡迟了五分钟的男人或一个前一晚和男朋友分手的店员，会造成一个舞蹈员遭遇一宗车祸而断腿。同样的，回来看我们今日的权争事件，我们实际上也不能把事情的起因简单化的归咎于任何一件事或任何一个人。不论你责难的那个人是谁或那件事是什么，他会那么做其实也必有他的前因，而他那么做的后果，也和之后发生许许多多因缘有密切关系。就像很多人把矛头指向阿兹敏，但是如果回过头去追究，我们也许也该问一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做，也许如果追问到底，我们认为的受害者，也许也不是完全无辜的，我们谴责的背叛者也许也不是完全事情的主因。

当不妄语也需要勇气

本文发表于南洋商报《登彼岸》网络版【2020年2月13日：风声雨声】

我在第170期《佛教文摘》发表了一篇命为《制度化的谎言》的文章。这文章是观看了HBO迷你短剧“Chernobyl”后的感想。这短剧讲述的是1986年发生在当时还是隶属前苏联的乌克兰切诺拜尔的核爆事件。相信许多人都仍然记得这事件。但是事件背后的真相，我是看了这部剧才知道的。原来当时的苏联政府为了维护执政者所谓的国家“尊严”或“威望”，禁止参与调查的科学家说出事情的真相，即使这样做的代价是数十万人民的性命和对环境和大自然无比巨大的破坏。大家都用下一个谎言来掩盖上一个谎言。

我在写该文章时就清楚知道，这样的制度化谎言所带来的破坏，这不是单一的个案，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可怕事件曾经在世界各地发生，未来也会继续发生。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只是短短几个月内，因为在中国武汉一场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让我再一次看到制度化谎言的可怕。

这个事件在二月七日凌晨李文亮医生去世后，突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议论。许多人都把李文亮称为“吹哨者”，也有人把他誉为英雄。但是实际上李文亮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同时这事件也再次告诉我们，一个需要英雄的社会是个病态的社会。据报道，李文亮就只是在他们的班级群里告知大家：“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隔离。”之后他又补充：“最新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

因为这则短信，李文亮受到警方的训诫，警方认定其“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的言论不属实，并训诫他“我们希望你冷静下来好好反思，并郑重告诫你：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则新闻让我很震惊的有两点。一：这只是一则在朋友群，而且还是医生的朋友群里的短信。二：警方竟然比医生对病情的诊断更有权威。

武汉市长周先旺在1月27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因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传染病，根据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授权之后才能披露……后来，特别是1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属地负责，在这之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从这段罕见的谈话中我们不难理解，一开始的确是制度化的阻止对外披露疫情。

切诺拜尔的核爆事件离开现在也许已经太久远了，那么现在的新冠病毒疫情应该足以让更多人体会到制度化的谎言的后果之可怕是多么让人不寒而栗。但是正如我之前指出的“更叫人战栗的是那背后的愚昧和权力的傲慢。”上位者对于权力的执着，要求下位者隐瞒真相，下位者对于权力的畏惧，让他们不敢不说谎。

当一个社会出现人们不妄语也需要勇气的时候，这个社会已经严重的病了。而让社会生病的不是任何生物病毒，而是我们内心的三毒，即佛陀所开示的贪、瞋、痴。当中影响最大的是制度化的三毒。这可以反映在国家对环境的破坏、对人民的剥削，以及对异见者的镇压。掌权者对权力贪恋的染着，让他们对所有他们认为对这权力构成的一丁点威胁都有不可妥协的瞋。于是他们失去了正确判断的智慧。而他们的误判对人民和世界，最终对他们自己，都将是灾难性的。

制度化的谎言

本文发表于《佛教文摘》第170期（2019年12月）

“谎言的代价是什么？不是我们错把谎言当成真相。真正的危险在于如果听了太多谎言，就难于辨别真相了。”这是HBO迷你短剧“Chernobyl”的开场白。这样的开场白马上就让我觉得这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剧集。这部剧集中国直译为《切尔诺贝利》，台湾则翻译成《核爆家园》。然而这个位于乌克兰的地方，马来西亚中文报章把它译为切诺拜尔。

这部只有五集的短剧讲述的是1986年发生在当时还是隶属前苏联的乌克兰切诺拜尔的核子发电厂的四号反应堆的爆炸事件。这部剧集复原了当时事发前后的经过，当时执政者处理这事的态度和手法让我觉得无比沉重和悲哀。事发当天的负责人的草率和刚愎自用，现在我们重温自然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我想，这种草率和刚愎自用其实无处不在。事发后，负责人还一再的否认事态的严重，检测的工作也一样草率，大家都用谎言来掩盖谎言。

和“谎言”相对的即是“真相”。政府成立的核事故调查委员会的首要调查员瓦莱里·莱加索夫为了查出和对外说出真相而面对苏联政府的巨大压力，甚至必须和恶名昭彰的国家情报机构KGB周旋，他的生命甚至因此受到威胁。但是他知道真相，同时知道真相的严重性，因为掩盖真相意味着同样的核爆很有可能会重演，他的选择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光辉。他对他的战友感叹道：“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我会因为我的谎言而被枪杀，但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因为说出真相。”

其实，这部剧是以莱加索夫的开场白及他接着的自杀而开始的。他把所有的真相偷偷的录在卡带里，然后把它们藏好后便自杀。那是在核爆发生的两年后。现实中，莱加索夫的自杀在苏联引起巨大震撼，核子反应堆的设计缺陷也因此迅速的被确认和改进。真所谓有人死得轻如鸿毛，有人死得重如泰山。

莱加索夫不是这事件中唯一发出人性光辉的人物。剧中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燃料和能源局局长斯特兰·斯卡斯加德，被任命为政府对切诺拜尔事件的负责人。他不惧后果支持莱加索夫追寻及说出真相。现实中，除了莱加索夫，当时苏联还有许多无所畏惧的科学家，他们冒着极大的危险挖掘真相以帮助解决切诺拜尔核爆事件。剧中因此加入了一个虚构人物——白俄罗斯核能研究所中的核物理学家艾米丽·沃森，这个角色是由现实中参与处理此事故的多位科学家的言行结合而成。

关于切诺拜尔核爆事件，莱加索夫这么说：“没有任何事是正常合理的。那里发生的一切，之后发生的一切，甚至我们所做的一切，所有的所有……都是不可理喻的。”他的这句话应该是对整件事件最好的总结。

所有这一切的不可理喻都是为了维护执政者所谓的国家“尊严”或“威望”。苏联政府不让参与调查的科学家说出真相，即使这样做的代价是数十万人民的性命和对环境和大自然无比巨大的破坏。这样的制度化的谎言，其后果的可怕令人战栗。更叫人战栗的是那背后的愚昧和权力的傲慢。

佛教五戒里的第四戒律即是针对“谎言”的“不妄语戒”。不妄语是佛教的基本戒律。所谓妄语即是说谎、不真实和带来伤害的言论。不妄语向来是针对个人的行为和修行，但是从切诺拜尔事故，我们看到在现代复杂的社会里，不妄语不再只停留在个人层面，我们更必须制止制度化的谎言。因为制度化的谎言的后果可以是无比严重和可怕的！

马佛青与入世佛教

【本文发表于南洋商报《登彼岸》网络版【2020年1月16日：风声雨声】

目前任教于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刘宇光教授最新著作《左翼佛教和公民社会——泰国和马来西亚的佛教公共介入之研究》的书名虽然提及泰国和马来西亚，但是其主要内容其实是泰国佛教。关于马来西亚的内容只有一章，即第八章，也就是最后一章。而这关于马来西亚的一章，所论及的入世佛教组织即是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简称马佛青。

必须先说明，刘宇光在书中所使用的“左翼佛教”一称，实际上就是我们一般上使用的“入世佛教”。至于作者为何选择使用“左翼佛教”，而不是一般人使用的“入世佛教”，必须详读此书，或者也可以参考我先前在此发表的文章。

作者刘宇光教授依据马佛青在2010年至2013年间针对马来西亚时事所发表的诸多文告，认为马佛青的行为属于公共介入，而把马佛青归类为左翼佛教/入世佛教，并认为这是汉传佛教界里非常罕见的现象。实际上，刘宇光不是第一个把马佛青归类为入世佛教的学者。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游祥洲博士，在论文《论入世佛教与当代印度佛教复兴运动》中，列举了“当代积极推动‘入世佛教’者”时，也把马佛青列入，同时马佛青也是唯一被列入的马来西亚佛教组织。

马佛青总会不曾针对如此的归类发表任何意见，我个人也没有看见有任何人对此提出异议。马佛青前领袖洪祖丰在去年的《世界佛教居士论坛》发表的论文《马佛教介入公务事务的几点观察》里，虽然针对刘宇光教授的书提出了疑问，但是其问题也只是针对“马来西亚佛教介入公共事务的现象， 是如刘宇光所说的新现象， 还是存在已久？此现象是孤立还是长远运动？”

另一方面，马佛青自1970年创立至今，其实也从来没有标榜自己是入世佛教组织，也不曾在任何文案里提出入世佛教的论述或理念。更遑论其章程其实完全没有任何可以与入世佛教挂钩的内容。在马佛青章程里列明的五个宗旨里，没有任何一个明确的要求马佛青必须是一个入世佛教组织或者必须具备入世佛教精神，甚至连间接的要求也可以说不存在。

然而，除章程外，马佛青在其网站也列出了宏愿、使命、价值观及信念。特别必须注意的是在七则信念中有这么一条：“信仰并支持与佛法相契的民主，自由与法治精神。”这是和“入世佛教”精神完全相应的条文。相信马佛青也是基于这条信念发表了许多被刘宇光教授归类为公共介入的文告。但是，相对于章程的约束力，而且只有代表大会可以修改，“信念”是理事会本身设立的参考条文，理事会无需通过代表大会，本身就能随时修订之。

因此，马佛青如果和“入世佛教”相应，也许更准确的说是其当任领导层或理事会的信念所致，而不是马佛青组织的基因。如果我们仔细分析马佛青过去针对时事发表的文告，我们可以发现，马佛青所发表的文告内容和次数，在不同时候（即不同理事会任期）有明显的差别。这也许可以解释洪祖丰以上的问题，即为什么刘宇光会有马佛青的公共介入是最近的事的感觉。因为马佛青对时事的回应，不是一直都一样的，而是有着明显的内容和数量上的差异。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所谓的“最近”其实并不是指当下。实际上，就我个人的观察，自从新届理事会上任之后，马佛青针对时事的文告已经明显的减少，而且内容也明显的比之前温和。

迷失的流浪者

本文发表于《佛教文摘》第169期（2019年9月）

在大学时，因为朋友的推荐，读了《流浪者之歌》。当年读了后应该也没什么领悟，因为我连内容也不记得了。这么多年来，不时听闻有人提起或推荐这本书。所以想想，应该再读一读。只是这回我选择了英文版。

虽然中文世界一般熟悉这本书的台湾中文译名《流浪者之歌》，但是这书的原著名称就是“Siddhartha”，和佛陀梵文的名字一模一样。原著是德文，乃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曼.赫塞的名著。中文译本里也把主角Siddhartha译成悉达塔。这样的翻译固然可以明显区分佛陀和书中主角，但是我总觉得那已经乖离了原著，因为赫曼.赫塞特意为主角取了和佛陀一模一样的名字，明显有其意图。

很多人提起此书时，都和佛教相提并论，甚至常常提到说这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讲述佛陀的故事，所以我一直以为这是关于一个青年追求佛法的书。这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也似乎印证了我这样的想法。第一章里主角悉达多这个波罗门之子和他父亲对峙，因为他父亲反对他想去修苦行成为沙门的愿望。第二章，主角悉达多和他的同伴葛温达在苦行林里修苦行三年，最后的觉悟却是苦行无法达到他的求道目的。但是，当主角悉达多在第三章和真正的佛陀相遇后，并没有皈依佛陀座下，反而舍佛陀而去时，我开始迷惑了。

接下来的故事发展更让我迷惑。他回到城市后，却对名妓卡玛拉一见钟情，和她陷入情欲之中，接着凭着他的聪明才智，经商致富。从此，他就变成一个在凡尘中的芸芸众生之一。直到多年后的一天，他突然听到内心的“唵”，而像突然从梦中惊醒，于是他不告而别，放下一切，离开卡玛拉，再次踏上求道之路。这一回，他不再去苦行，也不去找佛陀和僧团，而是依河而居，跟着一个老船夫一起干起了摆渡工作。

这条河，我开始以为它在寓意彼岸和摆渡。但是后来我突然省起，其实整部小说里，主角悉达多都是在追寻自己的解脱和过自己的生活，完全没有任何对他人或对众生的怜悯。于是我想，这河应该投射兴都教对恒河的崇敬才对。而且，书中也多次强调要向河学习，要聆听河，河能教导一切，你若听懂河，就能洞悉一切。这么抽象的理论，和佛法越是远离，反而让我想起道家的“道法自然”。

我开始怀疑，主角悉达多真的理解佛陀的教诲吗？或者更准确的说作者赫曼赫塞真的理解佛法吗？主角悉达多一直强调智慧是不能通过语言来传授与他人的，这话他曾亲自对佛陀说，也曾一再对他的同伴葛温达说。他告诉他们，没有人可以教导其他人智慧，每个人都必须自己证道。所以，他必须离开僧团，因为证悟之道必须他自己去走。但是，这些话只对了一半。佛陀的教诲也一样强调，佛陀只是指引我们证悟之道，而路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走。佛陀教导我们如何去修证智慧，佛陀并不是通过语言让他的弟子获得智慧。

当主角悉达多离开佛陀后，小说进入了下一章：证道。而书中对他的证道是这样解释的：他必须回归自我。他理解他一直在逃离自己，一直在追寻真我（Atman）和梵（Brahman）。然而，后来的他其实还是在追寻真我和梵。书中也以觉者来称呼他。但是从佛法的角度来看，主角悉达多离开觉悟还太远了。而且他所理解的，和佛法的核心“无我”完全背道而驰。其实，赫塞在这本书里，竟然完全没有提到“无我”，也没有提到佛教修行的基础——戒律。

当然，撇开教理不谈，这的确是本好书。虽然主角悉达多悟的道不是佛陀的道，但是作为一个世俗的凡人，他对生命的领悟，也是我们可以借镜的。但是，若论解脱之道，恐怕就会让求道者退心，更执着于世俗了。

左翼佛教 · 入世佛教 · 公民佛教

本文发表于南洋商报《登彼岸》网络版【2019年12月19日：风声雨声】

日前收到刘宇光教授从台湾寄来的，他的个人著作《左翼佛教和公民社会——泰国和马来西亚的佛教公共介入之研究》。刘教授目前任教于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其研究领域包括佛教与现代国家与社会的交涉。

作者在书中第一章旁征博引的讲解他为何选择“左翼佛教”这一名称，而不是一般中文佛教界常用的“入世佛教”。作者认为“入世佛教”一词的原典出处是法文的 “Le Bouddhisme engagé”，然而中文世界的人们却以英文的 “Engaged Buddhism”一词来理解这个概念，“入世佛教”一词也是据英文的“Engaged Buddhism”翻译而来。据作者的解释，法文的“engagé”和英文的“Engaged”意义并不相同。法文“engage”的意思包含政治抗争，而且是个左翼阵营才会使用的字眼。因此他坚持认为应该使用“左翼佛教”一词。

一般上“左翼”给人负面、激进及过度政治化的感觉。然而作者在第二章把“左翼佛教”和“右翼佛教”作比较时，认为在佛教主流国家，会变得激进、甚至极端付诸暴力的排斥非佛教社群的佛教民族主义运动，其实往往被称作“右翼佛教”。他进一步的指出左翼佛教的辨别原则，并不在其言行激进与否，而是是否以公民社会为中心的现代政治观念（政-教分离、人权、民主制度、司法独立等），为其价值依据和行动前提才是关键判准。

实际上，“Le Bouddhisme engage”一词是一行禅师在越战时期于越南这个前法国殖民地因应当时当地佛教面对的危机而提出的。作者在书中也提到，“左翼佛教”这一中文词应该是一行禅师开始时使用的，然而他手中并无文献佐证。其实自1990年代开始，一行禅师便不再激进。而且不管一行禅师是否真的一开始使用“左翼佛教”一词，他现在不但不再使用，而且已经修正他对“入世佛教”的诠释，现在的他甚至不再把“入世佛教”等同于介入社会议题。

禅师在2019年11月28日的一则面子书英文贴文正是这么说：“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并不只是涉及社会问题的佛教。入世佛教意味着我们无论在做什么都要无时无地的修持正念。当我们独处、步行、安坐、喝茶或准备早餐，这些都可以是入世佛教。”由此可见现在的一行禅师已经和自己当初提出的“左翼佛教”理念分道扬镳了。

另一方面，一如刘宇光教授在书中提出的，台湾许多佛教界人士把“入世佛教”等同于“人间佛教”。这主要是因为“入世”一词的定义可以很广泛。于是这也就带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可以如此广泛的定义“入世佛教”，那么“入世佛教”也就变得什么都不是了，而只是一个和“佛教”同义的词，“入世”两字也变成累赘了。

与此同时，虽然我觉得在学术上，刘宇光教授把“入世佛教”称为“左翼佛教”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但是我个人仍然觉得比较难在一般情况下使用“左翼佛教”，因为在日常和佛教平民间，“左翼佛教”一词不容易被认可，而且不管怎么说“左翼”这个词汇的政治色彩过于浓重。我个人所认为的“入世佛教”正如作者在第二章提出的乃是以公民社会为中心的现代政治观念来作为其价值依据和行动前提的，诚如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曾提出的：“激进”和“参与政治”都是需要而非必要。

综合以上所述，我开始思索，是不是可以有异于“入世佛教”和“左翼佛教”以外的名称呢？刘宇光教授在书中提到的其他名称还有淑世佛教、涉世佛教、激进佛教、干预的佛教、介入的佛教、抗争的佛教等等。然而我在想，既然“入世佛教”或“左翼佛教”的判准是“是否以公民社会为中心的现代政治观念为其价值依据和行动前提”，那么“公民”两字应该是关键词。因此，或者可以考虑使用“公民佛教”这个名称。“公民佛教”既可以避开“左翼佛教”的政治敏感，也可以回避“入世佛教”的定义浮泛问题，更重要的是，它直截了当的说明了那是立基于公民社会价值观的佛教运动。

出席一场佛教盛会后记

本文发表于南洋商报《登彼岸》网络版【2019年11月21日：风声雨声】

刚过去的周末出席了第五届世界居士佛教论坛《人工智能时代的佛教弘化》。一到会场看见那么多外国嘉宾，还真的有点震撼。这论坛有来自十六个国家一共五百多位参加者出席。发表论文或报告者也多达二十四人，来自十一个不同国家。真的是不愧了“世界”之名。这还真的是我近年来参加过最盛大的佛教盛会。

在同一个周末，在吉隆坡也同时有另一场佛教会议：第六届马来西亚佛教国际研讨会。我曾经参加过这国际研讨会的前几届会议，但是后来开始不再参加，主要的原因正如马来西亚佛教研究会会长洪祖丰在他的开幕词提到的：“几乎所有研究范畴都集中在各团体/寺庙、人物和艺文赏析。而这些研究，80%是历史性描述，即对过往的事作历史描述。”基于个人的喜好，这类题目无法让我提起兴趣。

而令我感兴趣的，恰恰正是洪居士所指出的“几乎无人问津的范畴包括：回教化的冲击、宗教关系、官方政策的影响、基督教化的冲击、全球化课题、公民社会醒觉、社会变迁、社会未来走向、科学科技带来的影响等等。”这些如此重要并会对佛教造成严重冲击的课题为什么无人问津呢？是不是我们的教育无法培育出对时事课题敏锐的研究者？

这里的教育指的除了是国家的教育制度，也包含了佛教本身的教育。也许因为佛教是个重视解脱的宗教，佛教徒绝大部分都比较重视个人修行问题，对于时事课题，特别是比较尖锐和比较政治化的课题，一般都不愿涉及。以上提到的回教化冲击等等课题，正是佛教徒一般回避的课题。

国内佛教组织办的活动绝大部分和修行有关，少部分和教育有关，更少部分和组织管理有关，和时事有关的活动，非常稀有，之前似乎只有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两、三年办一次的当代关怀论坛。近年我们也看到马来西亚佛教居士总会也开始办类似论坛，这应该和居士总会的领导层有前任马佛青领袖有关。

这一次的居士论坛的主题《人工智能时代的佛教弘化》，虽然的确是个切合时事的课题，但是它不尖锐也完全不政治化。或许这是其反应不俗的其中一个因素。出席者众多让这论坛确实热闹，但是在内涵方面，我则认为还可以进一步提升。其中最重要的我认为应该更集中于邀请对这个议题学有专精的学者或者有精辟见解的主讲人。我发现有不少的报告并不切题，而且还有一些实际上不过是汇报或者介绍各自的组织，而且也和“人工智能”扯不上关系。

另一个可以改善的地方则是时间的掌握。由于主讲人太多，加上有者超时，结果参加者没有什么机会发言或发问。在最后一个综合讨论环节，如果可以免去所有主讲人的总结发言，而直接接受出席者的提问也许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从该环节参加者的积极发言，并且言之有物，让我深感我们的确错过了深度交流的机会。而且因为缺乏交流时段，结果很多主讲人提出并值得讨论的话题，最后变成只是单方面的简单介绍。比如，用仪器测量我们内心的平静程度并以此来办禅坐比赛，以及用机器人取代法师主持佛教仪式等等，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无论如何，整体而言，这是一场成功的佛教大会。对我而言，也获益不少，除了和许多多年不见的善知识和朋友重逢之外，也认识了不少新朋友，接触到不少新的佛教组织，以及学习到不少新知识，当然也有无法言传的新体会和新感受。

正法久住

本文发表于南洋商报《登彼岸》网络版【2019年10月17日：风声雨声】

佛教教法流传有三个时期：正法、像法和末法时期。正法时期指的是正法住世，依正法修行即能证果；像法时期虽有教法及修行者，但是多不能证果；末法时期，指的是正法已经式微，虽然仍有教法及信徒，然而多不修行及无证果。汉传佛教向来非常强调末法时期，南传佛教虽然也并非没有末法时期一说，但是不像汉传佛教那么强调，至少没有如汉传佛教那样因此衍生出新的教派。

虽然佛教最终会进入末法时期可以说是大家都认同的，但是末法时期从什么时候开始却是各有各的说法，不少中国僧人认为末法时期在隋唐时期即已经开始。反之南传佛教中有者认为，末法时期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起始点。

在《相似正法经》（南传尼柯耶相应部16相应13经）中，佛陀对迦叶尊者开示了五个会导致正法混乱乃至最终消失的退堕法。佛陀说：“哪五个呢？ 迦叶！ 这里，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对大师住于不尊敬的、不顺从的；对法住于不尊敬的、不顺从的；对僧团住于不尊敬的、不顺从的；对学住于不尊敬的、不顺从的；对定住于不尊敬的、不顺从的，迦叶！ 这五个能退堕法导向正法的混乱与消失。”

“学”即是“学处”，意思是学习、训练的处所，也就是持戒。也即是说，当佛教四众弟子都不再尊敬和依归佛法僧三宝，也不再持戒和修定，那么正法就开始从这世间消失了。但是正法消失不意味正法消灭。佛教是有为法，它和世间的其他有为法一样，都会经历成住坏空。但是正法是无为法，所谓的正法消失，只是说世间再也没人知道和修持正法，一直到下一个佛陀出世，重新证悟正法以及再次转动法轮。

就像其他很多经典一样，佛陀在提出五个能退堕法之后，也接着提出五个导向正法存续的方法：“迦叶！有这五法，导向正法的存续、不混乱、不消失，哪五个呢？迦叶！这里，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对大师住于具尊敬的、具顺从的；对法住于具尊敬的、具顺从的；对僧团住于具尊敬的、具顺从的；对学住于具尊敬的、具顺从的；对定住于具尊敬的、具顺从的，迦叶！这五法导向正法的存续、不混乱、不消失。”简而言之，只要四众弟子能够继续尊敬、依归佛法僧三宝、持戒以及修定，那么佛法就会继续存在不会消失。这和“末法时期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起始点”的看法是吻合的。

在同一部经中，佛陀也这么对迦叶尊者说：“迦叶！只要相似正法不在世间出现，正法就不消失，但，迦叶！当相似正法在世间出现，那时，正法就消失。”什么是相似正法？简单的说就是似是而非的教法，如此一来，应该就包括我们今日所说的附佛外道。那么是不是说这个世间出现了附佛外道的“相似正法”，就意味着正法已经消失了呢？我觉得不是如此，因为佛陀也指出“正法消失，不如同船一下子沉没那样。”因此我的理解是当“相似正法”慢慢取代“正法”后，那么正法才会消失，而不是“相似正法”一出现，正法即消失。

而且，佛陀也同时在经中这么说“迦叶!不是地界使正法消失，不是水界使正法消失，不是火界使正法消失，不是风界使正法消失，而，在这里（指僧团），那些愚钝男子出现，使这些正法消失。”这就像我们常听闻的“狮子身上虫，自食狮子肉”，外道不足于让正法消失，导致正法消失的因素必定来自于佛教内部。因此，只要佛教四众弟子能够继续尊敬、依归佛法僧三宝、持戒以及修定，那么附佛外道不会导致正法消失。所以，我认为我们与其花大力气去应对附佛外道，不如向内巩固，老实修行，同时更要护持正信佛法的出家修行人！如此一来，正法必定久住！

国家恩和爱国

本文发表于南洋商报《登彼岸》网络版【2019年9月26日：风声雨声】

刚过去的八月三十一日是我国的国庆日，九月十六日则是马来西亚日。这两个都是国人表示爱国的好日子，而佛教界也往往在这个时期特别会提起四重恩里的国家恩，并借此呼吁大众要爱国报国恩。个人对于四重恩，特别是里头的“国家恩”，一直觉得有点蹊跷，向来不知道要如何解说，二来似乎只在北传佛教听过“四重恩”这个名词，而不曾在任何南传佛教圈子听闻。

好奇之下，搜索了四重恩的出处，果然它来自《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经名就已经开宗明义告诉我们这是一部大乘经典。维基百科这么介绍：“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收于大正藏本缘部。该经中叙述佛陀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为文殊、弥勒等诸大菩萨开示出家住阿兰若者，如何观心地、灭妄想，而成佛道。 自古以来，以经中关于报四恩之思想而驰名。”

然而，大乘本生心地观经里头说的四重恩的原文并没有“国家恩”，而是“国王恩”。也许国王恩在现代的社会已经不适用，所以后人就以“国家恩”来取代“国王恩”，此外我也见过有者使用“国土恩”一词。然而我在阅读有关经文内容后，却觉得这里的“国王”一词不宜以“国家”来取代，更不适合以“国土”来取代，同时很多关于“国家恩“的解说明显的是从”国家“一词自行想当然的解说，而完全不符该经里的原意。因为心地观经里头说的”国王恩“指的是国王如果正治，如何造福人民。以现代的政治制度来说，实则应该以“施政者”或“政府”来取代。然而如此一来，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在民主国家，要求人民感恩政府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感恩政府而进一步要求爱国或爱政府就更远离民主观念了。

佛教徒应当对一切心怀感恩，当然不该特地排除施政者或政府，但是却也不必特别或过度强调。我想起不久前看的《权力的游戏》电视剧里太监大臣瓦里斯说他效忠的不是国王，而是国家，而他指的国家不是施政者，而是人民。此外，大乘佛教中也有另一个相关的重要理念则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然而这里的国土有多重含义，很多时候更倾向于“佛土”的概念，有时也指“自心净土”。当然也有指“人间国土”的，但是终极目标还是要把此“人间国土”庄严成“佛国净土”。而且“庄严国土”的目的是“利乐有情”，而不是为了向施政者报恩或因为爱国。所以我觉得“利乐有情”才是重点。如果施政者无法正确施政而无法“利乐有情“，我们难道还要感恩施政者，或者是由”施政者“引申出来的”国家“吗？

另一方面，我们也总喜欢说“没有国哪有家”，但是实际上却是先有家才有国。而且你的家永远都是你的家，但是你的国却会变成不是你的国。就算不论移民，国家也不是永恒不变的个体。比如，在1962年，新加坡人是马来西亚人，但是今天，新加坡人不再是马来西亚人。国家解体变成其他国家在近代也不少见，如苏联和南斯拉夫。我也记得好久以前曾听过一个澳洲法师的开示，他说就连我们的国家也是无常的。我们现在这个称为国家的这片土地叫做马来西亚，但是在一百年前它不叫马来西亚。我们也无法知道，一百年后，它还是不是马来西亚。

最近观看电视剧《切诺拜尔》这部重现三十年前发生在前苏联切诺拜尔的核爆事件，也让我感触良多。剧中，政府要员都以“爱国”为出发点，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将数以万计的人民的性命视为草芥。国家和人民，何者为重？对我而言，答案理所当然是“人民”。除了在非常时期，比如战争，我觉得我们实没有必要不断或过度强调爱国精神。反而我们更应该强调普世价值观。佛教教导我们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慈悲对待一切众生。佛教徒固然有国籍，但是佛教和慈悲没有国界。

权力游戏中的佛法

本文发表于南洋商报《登彼岸》网络版【2019年8月29日：风声雨声】

《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 最终季在今年四年推出，于是这部曾经获奖无数的剧集，再次成为许多人的热门话题。这个剧集的故事里有各种元素：战争、权斗、魔幻、法术、信仰、宗教狂热、侠义。有时候，我感觉像在看《三国》或《楚汉》的西方版，有时候又像是《西游记》的西方版。但是，故事情节却与历史和当下的世界有着太多相似之处。因为，人性是相同的。我不知道原著作者写这部作品是不是想表达什么观念，但是我看观看的当儿却总是不自禁的想到佛陀的教诲。

故事发生在虚构的国度，有着众多的人物以及彼此错综复杂的关系，因而展开了非常复杂的剧情。剧中的人物，除了少数明显的奸诈之徒和忠义或侠义之辈外，大多数人物都游移于善与恶之间。真实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故事里有两个大陆，即东土(Westeros)和西域(Esso)，主要的剧情发生在东土。东土有一个中央王朝，下有归附中央的七个王国，分别由不同家族领导，七王国之内及之外也有其他权贵家族。

为夺取中央王朝及各自利益，这些王国和家族彼此争战，同时也因着各种利害关系而结盟，关系瞬息万变。此外七王国也必须面对极北之地的白行人和野人的袭击。所谓“白行人”即是活死人，由夜王所领导。夜王可以把所有未经焚化的死尸变成白行人，在此之前白行人已经不曾出现几千年。

剧名叫《权力的游戏》，所以“权力”是这部剧的主题。在这部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如何让人疯狂。我在观看的当下不断的想起佛陀所开示的三毒“贪、嗔、痴“。权力让三毒完全蒙蔽人性，甚至于让人失去人性。在权力场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盘算。谁也不知道谁才是可以信任的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对的。凡是自己迈向目标的障碍都必须被清除，不论是谁。

对权力的贪着，不仅让人出卖朋友、弑君杀主，让兄弟姐妹互相残杀，孩子杀死父亲，甚至还禽兽不如的连自己稚龄的孩子的性命也可以牺牲。剧中有一句对白让我感触良深：“动物只是跟随自己的天性，而我们却是违背自己的天性。”我无法理解，用如此的手段赢得的胜利和权位真的有意义吗？赢得了王位后，夜深人静或午夜梦回之际，内心能够安宁吗？更悲哀的是，最后的胜利也不属于自己。

在这部剧里，我也看到了部族之间的仇恨和猜疑，部族之间的政治对立，让三毒中的“嗔”也蒙蔽了人性。一个本是自己最信任、最崇敬的人，只因为他为更大的目的和原本对立的部族握手言和，于是突然之间变成了自己最大的仇人，而必须把他置于死地。一再出现的剧情是，各路诸侯为了一己的“嗔“，可以屠杀一族人乃至于整座城市的人，即使明知道那些人都是无辜的。我无法不去联想最近香港”反送中“事件当中，网上许多要杀掉对立立场者的言论。同时，也自然联想到马来西亚今日的族群和宗教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最近的爪夷文字和扎基尔事件，都一再的撕裂各族或各宗教徒之间的关系，完全凸显了各族群之间由于长期的对立关系而产生的”嗔“。

此外，我也看到人们的痴是如何可怕。因为自己的贪和嗔，赔上了孩子的命，自己也因此遭受到身心的折磨，然而却是完全不醒悟。当往昔所造的恶业带来了可怕的恶果时，他们想的不是忏悔，而是发誓以后如何以更狠毒的手段去报复。当然剧里也有智者，说了这么一句话““暴力是一种疾病。你不能把它传播给其他人来治愈它。”一如佛陀所说的“仇恨无法平息仇恨”。

当白行人在黑夜之王的带领下南下发动攻击时，多个家族以及野人为了对抗白行人，放下彼此的敌意而联合起来共同抗战，因为他们认为“真正的战争不是在家族之间，而是在生和死之间”。这里的生和死指的是活人和活死人（白行人）之间的战争。然而这句话让我联想到的却是我们各人的生死。我们终日里为各种目标打拼，完全忘了生死大事，浑不知在生死大事面前，其实所有的这一切也立刻变得不重要了。

剧集到最后，所有精于权争、觊觎权位的野心家都完全失败及相继死去。最后掌握权力的却是那些不愿滥杀、在乎生命多于权位的人。也许虽然看来剧中人大都善恶难辨，但是其实该剧还是有善恶观念的！

因果和死刑存废

本文发表于南洋商报《登彼岸》网络版【2019年7月25日：风声雨声】

我国首相马哈迪日前证实，政府决定将修法移除“强制死刑”，并赋予法官在涉及死刑案件的酌量权。这符合希盟第14届大选所发表的《希望宣言》里的承诺，即一旦执政，希盟将废除“所有法令内的强制性死刑”。但是希盟上台后，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刘伟强却多次表明，政府有意全面废除死刑。

刘部长的全面废除死刑言论，引起国内许多人的强烈反弹。明显的国人无法接受全面废除死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些人反对废死的言论，似乎认为废除了死刑，犯了死刑罪的人便不必受刑，那明显是不正确和不成熟的。对更多人来说，废除死刑即等于正义无法伸张，因为长期以来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因果观念已经根深蒂固的存在人们的思想里。甚至星云法师大约十年前也曾为支持死刑而撰文《造因不受果报，不合天理》。

实际上，愚鲁如我，一直无法理解法师的这个命题。以我对佛教因果观的理解，有因必有果。浅见认为“造因不受果报”是不成立的，一个人在法律上不被处以死刑，不等同于他不受果报。难道在没有死刑的国家，就不存在因果了吗？实际上，一个人不管是不是被处以死刑都是他的果报，死刑固然是果报，没有死刑也一样是果报。毕竟因果不是直线式的，更不是一因一果的。

而且佛教的因果还是跨越三世的：即前世、今世、来世。这前世和来世也不只是前一世和下一世，而是指过去世、今世和未来世，即是说可以是过去的许多世和未来的许多世。我们常说“欲知过去因，今生受者世。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显的一个人今世会做出需要予以处死的恶业，必也存在着过去世的因。同样的，今生所发生的种种，也会成为未来世的果。

职是之故，从三世因果的角度去看，把一个恶人处死，肯定没有把问题解决，那不过是让他把问题带到未来世。就像对于应否把坏学生开除出校的辩论，我以前常听说的反方辩解所指出的，校方必须负起教育该学生，引发他向善，而不是把问题推给社会。一行禅师把杀人的人看成是病人，是需要我们协助的人。这一点我是认同的。他做了恶事，当然必须受惩罚，但是与此同时，国家及社会也必须负起责任教化他。更何况，从佛教的角度来看，生命不是一期就终了。

大乘佛教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可以说每一个引述这句话的人无不对地藏菩萨的这个悲愿感动。会下地狱的，当然是罪大恶极之辈，他们所犯的恶肯定不只一般杀人那么简单。对于这样罪大恶极的众生，地藏菩萨以及所有推崇地藏菩萨悲愿的佛教徒，都认为我们不该放弃，他们都仍然是我们必须度化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地狱里的罪孽深重的众生，我们都认为要度化，但是对于在人间作恶的人，我们却要把他们“开除”出去呢？

当然回到现实社会，我们无法要求人人从佛教的因果观去看死刑。社会中人有他们当下要看到的正义。因此全面废除死刑是过于的理想主义，政府目前“废除强制死刑”的立场也许更能被接受，至少到目前没有看到对“废除强制死刑”的社会反弹。所以，因应当下社会的因，目前我们在我国能看到的果是“废除强制死刑”。期待以后我们能够拥有“全面废除死刑”的因。

淡淡却深深的触动

本文发表于南洋商报《登彼岸》网络版【2019年6月27日：风声雨声】

很偶然的看了一部事前完全不知道的西藏电影《阿拉姜色》。很朴实无华的一部电影，就是很简单的说着一家人的故事，而且是很单调说着一个简单的故事。整部电影的拍摄手法，就像让观众跟在主角身边看着他们真实的生活着。此外，除了寥寥几句极具地方特色的华语，整部电影都是藏语对白，所以必须完全依靠字幕了解里头的对话。不过这电影连对话也不多，似乎导演不想用话语来传达想法，而是要观众自己去观察和体会。电影结束后，让我若有所失的细细反刍，然后又看了一遍，结果还真看到了不少第一遍时错过的细节。

电影的一开始就是女主角俄玛像是发了一个噩梦一般的在即将天亮的时刻在床上哭得很是伤心。而任凭她的丈夫罗尔基如何询问，她都不回答是什么梦，反而叫他去起火煨个擦赛——一种祭祀亡者的仪式。原来电影一开始就埋下了伏线。后来俄玛到医院体检，似乎得了重病。于是她突然决定要只身到拉萨朝拜。所谓的到拉萨朝拜不是我们一般的搭车或乘飞机前往，而是三步一拜，还是大礼拜的礼佛方式，一步一步的徒步前往。

不清楚俄玛的家在哪里，但是电影里透过一个路过的司机告诉我们以每天走五公里计算，要走上一年才能到拉萨。长达一年的三步一拜，而且有的路段的路面状况还很糟，要有多大的决心和毅力才能完成这样的朝拜呢？俄玛原本雇了两个替她背包袱和打点帐篷和吃喝的女孩，上路不久就不告而别了。俄玛出发后不久，罗尔基就追了上来，原来他去了医院，知道俄玛患了重病。罗尔基要俄玛马上回去，他们到成都的大医院医治。但是俄玛坚拒。认为那是命，不愿意去医治。

当时的观众一定和罗尔基一样以为俄玛是因为得了重病所以想去朝拜。罗尔基因为不放心太太，也跟着一起上路。后来俄玛的弟弟也载来了她那和外婆住在一起的儿子诺尔吾，和他们一起去拉萨。我们在俄玛和罗尔基身上看到了西藏人对信仰的坚持，可以完全放下一切去朝拜。此外，路过的人和他们在路上遇到的人家都主动的提供各种协助，也让我们看到了西藏人的淳朴及对信仰的虔诚。

两个月后，俄玛在路上病情恶化，临死前，她才告诉罗尔基她那天是梦到诺尔吾的爸爸来找她一起去拉萨。原来罗尔基是俄玛的第二任丈夫，诺尔吾是俄玛和前夫的孩子。在前夫生病住院时，俄玛答应要陪他去一趟拉萨朝拜，但是这个诺言却无法实现。于是俄玛带上了用前夫骨灰做成的擦擦（西藏的一种小型泥塑），要在临死前实现和前夫到拉萨的诺言。俄玛说这些话时，看不到罗尔基的表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原本放在装着该擦擦的包上的手慢慢抽离。他当下的心情可想而知。

俄玛临死前，要求罗尔基带着诺尔吾乘车去拉萨，并由诺尔吾背着她前夫骨灰做的擦擦。诺尔吾是罗尔基妻子和她前夫所生的孩子，他们之间完全没有血缘关系，而且诺尔吾对这个后父还心存芥蒂，因为当俄玛嫁给罗尔基时，罗尔基不让诺尔吾跟着到他家。俄玛死去后，一般来说他们也没有关系了。而且俄玛还是为着前夫而去的拉萨。但是罗尔基最后的决定竟然是带着已经失去父母的诺尔吾，继续俄玛未完成的三步一拜。要多厚重的爱，才能如此爱屋及乌呀！一路上他们两个人的尴尬关系慢慢的化解。他们通过一个已经不在世的人，和身边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有着非一般的亲情关系！

这部电影的重点是人，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很细微的感情，所以里头没有我预期的西藏美景，也没有会吸引外人的西藏文化镜头。唯一的例外就是男女主角的大礼拜。大礼拜是整部电影里很重要的一环。特别是女主角的大礼拜，在电影里出现了很多次。坦白说，这还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看藏人的大礼拜礼佛。如此的虔诚和投入，完全不受客观恶劣条件的影响。当然在路上及野外大礼拜毕竟不同在寺院里，所以他们也需要一些“武装”，特别是手掌上套着木屐，因为手掌必须在粗糙的路面或地面不断摩擦滑行。

看了电影之后才知道“阿拉姜色”是藏语音译，是一首藏语民歌的歌名，意思是“请你干了这杯美酒”。难怪在电影里，罗尔基和俄玛唱了好几次这首歌。也是看了电影之后才知道这部电影虽然不卖座，却获奖无数。演员都是我陌生的藏族人。导演松太加也是藏族人，看了资料才知道这也是一个获奖无数的导演。而他的确是个有才情的导演。电影里没有强调生命的无奈，却处处透着淡淡的哀愁及对生命的豁达；电影里没有强调西藏人的信仰，却让人深深体会到藏人的信仰之坚定；电影里没有强调人和人之间的感情，但里头的人物的感情却能深深的触动你的心灵深处！

米花之味

本文发表于《佛教文摘》第167期

绝对是偶然的看了《米花之味》这部电影。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向来耐得住慢节奏，我或许也没有耐心继续往下看这部节奏很缓慢的电影，如果我不耐住性子往下看，我也就错过了一部好电影。

不过，话说回来，这其实只是一部很平实的电影。故事也很简单，说的是在城里工作的傣族妈妈叶楠，辞去工作，回到乡下照顾留守乡下的叛逆期女儿喃杭，当中如何重新适应乡下生活以及和女儿如何从陌生到对抗到放弃再到互相知心的故事。我不知道这问题在中国大陆有多严重，但是在电影里，几乎所有的孩童的父母都长期在城里工作，孩子们都由祖父母看顾成长。但是电影要说的明显不只是留守儿童的问题。

喃杭也同样的自小在乡下由爷爷照顾长大，结果变成了问题少女，她无心学业，品行顽劣，除了爱玩手机还常说谎偷东西。但是她内心深处应该还是在乎妈妈的。在她偷了寺庙里人们供佛的钱花（用纸币折成的花）后，叶楠觉得很无助，觉得自己没有用，而且诶放弃城里的工作回来乡下没有意义，倒不如重新回到城里去，至少可以赚多一些钱。当然，最后还是走不成。这事喃杭看似不知道。

后来喃杭的知心好友喃湘露得了重病，喃杭去探望她时，喃湘露说，她以前生的都是小病，家里人都不回来看她，这次她要生个大病。她不知道她其实真的得了重病，而且已经是无治的重病。她也终于盼到了她的父母回来。当时，喃杭回答她的是：“我妈妈也差点不要我了。”两个女孩看似纯真的谈话，却其实让人觉得无比沉重。

因为喃湘露的病，电影里也云淡风轻似提到了其他问题。喃湘露的病无法治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她的家人无法送她到大医院，因为很远很贵。此外山神也间接告诉他们她得病是因为村民太久没去山里拜石佛了。村民说他们已经五年没去拜石佛，自从五年前那里变成旅游景点收门票后便不曾去过。

这绝不是什么大制作。没有任何大牌演员，更没有现在很多电影的科技制作，就是一本平实的电影，即使母女的冲突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根据事后看的资料，除了女主角英泽和电影里的老师，里头的其他角色都是由当地人本色出演。

电影里的对白语言也很特别，不是一般我们听到的标准发音。资料说电影里的对白用的是当地的方言，但我觉得应该可能只是当地人说的有地方特色的普通话，就像马来西亚人说的有特色的华语。只有在娶新娘时唱的歌和年老灵媒在为喃湘露治病时的念诵，用的才是真正的当地方言。

这部电影吸引我的还有傣族乡下的风土人情。虽然不是记录片，但是对我而言除了看电影，也有看纪录片的感觉，特别是里头的许多长镜头。电影也让我们看到为了祈求佛陀庇佑的傣族的拜佛舞蹈，特别是最后叶楠和女儿一起进入到溶洞石佛前的舞蹈，更是带有多重的寓意。

电影里的许多情节也描述了当地傣族人和生活和南传佛教息息相关，甚至当地的青少年晚上需要wifi玩手机游戏也到佛寺外头，因为只有佛寺有wifi。一对新人结婚，新郎新娘也都到佛寺礼佛和供佛。只是这对新人穿的不是传统服饰，而是西式礼服。或许电影也想告诉我们西方和现代的文化也悄悄的在改变着这里。就像电影里的山神透过灵媒的口说，米花的味道已经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