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反不及蛇心

《白蛇傳》的故事情節從小就熟悉。也許是小時候看過一些兒童版的《白蛇傳》，和一些《白蛇傳》電影。向來喜歡這個故事，因為這個故事相當「叛逆」，白素貞白娘子是蛇妖，卻是「好人」，捉妖的法海和尚卻是「壞人」。但是記憶中，卻從來不曾讀過《白蛇傳》原著。三年前到了杭州西湖，見了雷峰塔時，便萌起了要讀一讀《白蛇傳》原著的念頭。

但是卻一直到最近才買了這本《白蛇全傳》。作者為夢花館主。看了書中導讀，我才悟到原來《白蛇傳》無所謂原著。據維基百科所載：「《白蛇傳》是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之一，又名《許仙與白娘子》。故事成於南宋或更早，在清代成熟盛行，是中國民間集體創作的典範。描述的是一個修鍊成人形的白蛇精與凡人的曲折愛情故事。傳說發生在宋朝時的杭州、蘇州及鎮江等地。流傳至今有多個版本，但故事基本包括借傘、盜仙草、水漫金山、斷橋、雷峰塔、祭塔等情節。」

夢花館主根據大量的口頭傳說和書面作品重新整理編撰了這部完成於清末民初的《白蛇全傳》。然而，夢花館主的版本，似乎不是我們認知的「主流」版本。據維基百科這麼形容：「另一個膾炙人口的版本則是夢花館主的《白蛇全傳》：白素貞是千年修鍊的白蛇，吃了法海和尚的仙丹後便修練成神通廣大的妖精，為了報答書生許仙前世的救命之恩，化為人形欲報恩，後遇到青蛇精小青，兩人結伴。白素貞施展法力，巧施妙計與許仙相識，並嫁與他。婚後金山寺和尚法海為了報復白素貞盜食仙丹，並說服許仙在端午節讓白素貞喝下帶有雄黃的酒，白素貞不得不現出原形，卻將許仙嚇死。白素貞上天庭盜取仙草將許仙救活。法海將許仙騙至金山寺並軟禁，白素貞同小青一起與法海鬥法，水漫金山寺，卻因此傷害了其他生靈。白素貞觸犯天條，在生下孩子後被法海收入缽內，鎮壓於雷峰塔下。後白素貞的兒子長大得中狀元，到塔前祭母，將母親救出，全家團聚。」

不過這段記載有誤。《白蛇全傳》其實共分成前四十八回合的《前白蛇傳》和後十六回合的《後白蛇傳》。「白素貞的兒子長大得中狀元，到塔前祭母」是《前傳》的結局。當時，白娘子一家並沒有團聚。許仙那時還在金山寺出家。而且白娘子不是兒子許夢蛟救出來的，是法海和尚放出來的，並且馬上就和法海和尚一同去見佛祖「覆旨」去了。

這篇《白蛇全傳》讀起來格外有趣的地方是，夢花館主常常會在行文中加插一些解說，比如這一回他為甚麼做了修改，原文中怎麼不可取等等，讓人有種啼笑皆非的感覺。另外，一些詞句以現在的中文來理解感覺不對，比如「心血來潮」、「雖然」等等現在通用的詞彙，細讀上下文，似乎和現在的意思不同。最有趣的倒是「姑娘」一詞。我之前就曾和朋友開玩笑（在《白蛇全傳》，「開玩笑」作「開頑笑」）說，「娘」和「媽」同義，為甚麼「姑娘」和「姑媽」卻不同義呢？但是在《白蛇全傳》中，「姑娘」還真的是「姑媽」之意。不過「姑媽」一詞不曾出現，所以「姑娘」在書中是和「姑母」一詞互相交替使用的。

夢花館主另一個有趣之處，就是常會對情節作一番評論。譬如他評論法海和尚其實不過是為了報仇以及評論一些情節太迷信等等。他在《前傳》以一首七言詩作結局以表達他對《白蛇傳》的「立場」：
人心反不及蛇心，識得寓言諷世深。
不比他書神怪話，好將小說作良箴。

日惹之旅完結篇

日惹之旅是我第一次把行程交給旅遊公司全包。主要的原因日惹的網絡旅遊資訊不足，而且我在網絡上找到的酒店和出租車的網站，在我提出詢問後的反應都慢吞吞的，而且很多都不回應，或者當我再進一步詢問多一些詳情時，便沒有音信了。唯一反應快速且有問必答的就只有一家旅遊公司。看他開出的價碼，還算合理，和我自己找酒店及租車也差不了多少，便貪方便的選擇了這家旅遊公司。

我們要求了華語導遊。一步出機場便看到我們的導遊，一個至少六十歲的老爺爺。在旅途中，他說了不少這幾十年間印尼華人的辛酸史。這應該也算是我們日惹之旅的額外收穫，雖然他所說的，對我其實也並不新鮮。不過，當他提到在日惹，華語導遊都是像他那樣上了年紀的，因為年輕一輩的都不會說華語時，我還是覺得心酸。

和以往一樣，我這次還是選擇便宜酒店。結果旅遊公司安排我們在他們自己的酒店。說是酒店，其實像是度假村，或者更像是他們的住家。那是一個大院子。只有兩棟建築物，一棟是老闆一家自己住，一棟租給遊客。只有五間房，我們就租了三間。所以，他們幾乎就只是招待我們，像是我們包下了酒店。

本來，旅遊公司是三餐全包。但是我發現晚餐都是安排在我們住宿的酒店，覺得沒有意思，便決定晚餐我們自己處理。選擇晚餐自理，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我在網絡上發現在日惹有一家深受好評的素食館：Milas Vegetarian Restaurant。在導遊和司機的協助下，我們很順利的找到這家餐館。Milas的外形很簡樸。走進去卻像是走進一座田園。難怪那麼受西方遊客歡迎。這裡還設有一間小型圖書館，意外的發現藏書都是英文書。

其實我們在日惹還參觀了其他景點，包括兩個蘇丹王朝的王宮。但是，卻引不起我太大的興趣。我的孩子說，為甚麼王宮這樣簡陋的？我說那是因為這是不富裕的小國。不過，王宮倒是還有宮女和侍從，而且看來禮儀和衣著還保留着傳統，沒有因為這些禮儀和衣著不符伊斯蘭教義而被遺棄。整體而言，我覺得印尼穆斯林和我國穆斯林比起來，在宗教和文化之間比較可以兼容。此外我還發現這裡雖是個穆斯林佔多數的城市，但是卻到處可以看見佛像。以下是在兩處日惹街頭見到的佛像：

迪昂高原

迪昂高原 (Dieng Plateau) 離開日惹大約120公里，但是車程卻要近四個小時。我起初看到來回一趟得要七八個小時，本不想去。但是因為日惹之旅，能選擇的旅遊景點不多，於是「勉為其難」的還是把迪昂高原放進行程中。結果還真是不虛此行。

迪昂高原最大的賣點應該是它的火山口。雖然這些年都沒有大規模的爆發過，但是小規模的噴發熔岩漿據說還是時有發生。在火山口週遭都是光禿禿的火山岩，還有很濃的硫磺味道。當地人還在那兒撿了硫磺來賣。

滾滾熔岩

在滾滾熔岩前拍照留念。

此外，迪昂高原海拔二千米，氣候涼爽，風景優美。和金馬崙高原一樣，這裡也是遍山都是農作物。看到在陡峭的山地上開發出來的園地，就打從心裡佩服農民的辛勞。也佩服農民防止泥土流失的「土方」，工程師也自嘆不如。

迪昂高原的人家和田園。

其實，很多的旅遊介紹在介紹迪昂高原時的重點不是火山口或熔岩漿。而是這裡名為Candi Arjuna的興都廟。這裡據說高峰時期有四百座興都廟，但是目前只剩下八座。這些廟建於公元750年，被認為是爪哇島都老的寺廟。

Candi Arjuna

Candi Arjuna的其中一座小廟。

迪昂高原的另一個景點就是Telaga Warna。由於地質（硫磺等）的關係，這裡的湖水有幾重顏色，而形成一個自然美景。

Telaga Warna——彩色湖

普蘭巴南寺

除了婆羅浮屠，日惹還有另一個世界級遺跡。那就是普蘭巴南寺(Prambanan)。婆羅浮屠位於日惹西方，普蘭巴南寺則位於東方，離開日惹市區十七公里。和婆羅浮屠一樣，這裡也被印尼政府圈圍在新建的公園內。遊普蘭巴南對我而言，像是重遊吳哥遺跡。印尼宣傳普蘭巴南時，稱它為世界上最美麗的興都廟。雖然我覺得吳哥遺跡的美，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無論如何，普蘭巴南確實是很美麗的遺跡。說句真心話，我喜歡普蘭巴南更甚於婆羅浮屠。

普蘭巴南寺，處處讓我想起吳哥。

普蘭巴南由三座主廟組成，即：居中的Siva廟和左右的Vishnu和Brahma廟。在這三座廟前還有另三座較小的廟，分別供奉着Siva，Brahma和Vishnu的坐騎。想起看《西遊記》時，各路神仙也有各自不同的坐騎，不知和興都教是否有關聯？

普蘭巴南寺的廢墟。在吳哥也有這樣的廢墟，只是更荒涼。

普蘭巴南寺也讓我想起塔高（Takeo）寺。

在公園內，有一座博物館，專門展示和普蘭巴南有關的資料。在該博物館的周圍草地上，放着很多應該是廢墟中尋獲的各類塑像，其中也有佛陀的塑像。好奇的是，其中一尊還註明是阿彌陀佛呢！

在同一個公園內，距離普蘭巴南寺大約一公里外有一座佛寺：Candi Sewu。Candi Sewu建於公元八世紀，比普蘭巴南寺的歷史更悠久。

Candi Sewu的入口。

Candi Sewu同樣的建築模式，讓我分不清它是佛寺。

Candi Sewu裡殘破的佛像，彰顯無常。

佛教和人權

本文為南洋商報〈登彼岸〉版特約文章。發表於2011年12月8日

馬來西亞五大宗教諮詢理事會日前表示，國會剛通過的《和平集會法案》有違聯邦憲法第11條文下對宗教自由的精神及承諾。這是五大宗教理事會繼709集會後，再次針對爭議性課題表達立場。此事令我刮目相看，因為佛教也是此五大宗教理事會的成員之一，而佛教向來對這類課題相當避忌。國內的佛教社群雖然也關懷社會，但是一般只局限在福利慈悲等範圍，對於所謂的「人權」、「自由」等所謂「敏感課題」則明顯的有意迴避。

甚至，佛教是否認同人權觀念，在佛教界似乎也沒有一致立場。不少佛教人士甚至認為所謂的「人權」、「自由」等其實都是西方概念，佛教裡頭沒有等同的觀念。他們認為佛教雖然也講「自由」，但講的是「放下慾望後」的自由，而不是好像現今人權份子所鼓吹的「擁有慾望」的自由。也有者認為佛陀只講義務，不講權利。在善生經裡，佛陀就只講了我們在倫理關係中應盡的義務和責任，如父母對孩子的義務，丈夫對妻子的義務，而不是強調孩子或妻子應享有的權利。

然而，我卻認為那些主張佛教不認同人權者，可能對現今意義的「人權」和「自由」等概念有偏頗的理解。檢視由聯合國大會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頒布的《世界人權宣言》，其第一條主體思想「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我找不到理由認為佛教教義和這一條主題思想有矛盾之處。實際上，審視宣言全文，我覺得佛教和《世界人權宣言》之間沒有衝突之處。我還認為佛教所主張的「眾生平等」，和世界人權宣言的主體思想正不謀而合。當然，實際上「眾生平等」的觀念其實比「人權」觀念涵蓋更廣。

佛陀在當時社會的語境中可能沒有使用相等於今日「人權」的詞彙，但是他在當時盛行種姓制度的社會中維護弱勢之賤民的行動，卻完全符合今日的「人權」觀念。有持戒第一之稱的佛陀十大弟子優婆離就是最佳例子。優婆離出身賤民，借用星雲法師在《十大弟子傳》的話，優婆離「在路上如遇到婆羅門和剎帝利，要跪在路旁讓路，如果偷看他們一眼，眼睛就會被挖掉，如果和婆羅門或剎帝利講說理由，就會被割掉舌頭」。但是佛陀卻讓優婆離為他及他弟子們理髮，後來更堅持優婆離和所有人一樣有出家修行的「權利」。甚至是那些比優婆離遲出家的王子，還得尊稱優婆離為師兄。

在《十大弟子傳》中，星雲法師提到，當優婆離出家前，擔心因為他的賤民身份無法出家而傷心難過時，舍利弗這麼安慰他道：「佛陀的教法，是自由平等慈悲的，不論智慧的有否，不分職業的高低，只要能遵守清淨的戒律，是誰都可以做佛陀的弟子，是誰都可以出家，是誰都可以證得無上的正覺。」我個人認為，這一番話的精神和今日的人權觀是遙相呼應的。

最後，我覺得值得一提的是，兩千五百年後，印度的賤民卻再次通過佛教完成他們的「人權革命」。出身賤民的安貝卡（Dr. BR Ambedkar, 1891-1956）於一九五六年帶領五十萬賤民改宗皈依佛教，作為解放賤民的手段。如果說甘地是近代印度「獨立革命之父」，那麼，安貝卡就是「人權革命之父」。台灣學者遊祥洲甚至認為，安貝卡的歷史影響不下於甘地。安貝卡曾說過，「佛教所謂的『法』等同於一種普遍的道德，是為了消弭不平等因應而生的一種針砭方式。因此可以將佛法視為宣示人權的一種概念。」

Candi Mendut

"Candi" 是印尼文「寺廟」之意。所以婆羅浮屠在印尼被稱為 "Candi Borobudur"。而 "Candi Mendut" 則為 Mendut 寺。Mendut 寺離開婆羅浮屠大約三公里，就位於一個叫 Mendut 的小村落裡。從日惹到婆羅浮屠必經 Mendut 寺。

Candi Mendut，即 Mendut 寺。

和婆羅浮屠比起來，Mendut 寺是一座很小的廟。但是和婆羅浮屠比起來，Mendut 寺除了是一處旅遊勝地，還仍然是一座活躍的寺廟。裡頭的佛像還保留着。人們可以上香禮佛，還可以添香油呢！據說，每年的衛塞節，這裡還有盛大的慶典。

Mendut 寺裡供奉的佛像。

Mendut寺和婆羅浮屠及另一座鄰近的Pawon寺都建於八世紀。這三座寺院連成一直線，一般相信它們之間有着某種聯繫，但是是甚麽聯繫已經不可考了。據導遊說，Pawon寺是建設婆羅浮屠寺的廚房，所以也稱為廚房廟。不過我對這說法存疑。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Mendut寺遺跡旁，還有一座新建的寺院，名為Mendut Buddhist Manastery。據說裡頭住着出家眾，可惜我們無緣親見。但是還是看見了寺院裡的講經堂。

Mendut寺院裡的講經堂。

Mendut寺院一景。

Mendut 寺範圍內還有一棵據說樹齡有一千歲的連理樹。我們到達時，看見鄰近的小孩在樹下嬉戲。我們後來也在這裡「盪鞦韆」。

Mendut寺旁的千年古樹。

孩子們在樹下開心的「盪鞦韆」。

婆羅浮屠

婆羅浮屠之大，讓人難以一窺全豹

兩年前，去參觀了吳哥遺跡。吳哥遺跡，尤其是巴戎寺(Bayon)和塔普倫寺(Ta Prohm)給我很深的震撼。當時讀到一則資料說吳哥的建築曾參照婆羅浮屠。於是便想，也該去看看婆羅浮屠的。

有朋友知道後，對我說，應該先去婆羅浮屠再去吳哥，因為看了吳哥後，就不會覺得婆羅浮屠特別了。但是我已經去了吳哥了，不想因為這個原因而放棄婆羅浮屠。所以，還是決定去看看婆羅浮屠。結果，朋友的話倒還是正確的。

我們終於來了婆羅浮屠。所有參觀婆羅浮屠的遊客都必須圍上公園提供的紗籠。進入佛教聖地卻必須穿上當地的傳統服飾，凸顯了文化交流。

婆羅浮屠號稱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遺跡，但是它的震撼似乎比不上吳哥。也許主要的原因是婆羅浮屠是孤零零的一座遺跡，不像吳哥裡有很多很多的遺跡。另外一個原因我想是因為吳哥的遺跡都「很原始」的面向群眾，而婆羅浮屠卻已經被「包圍」在公園裡，而且收拾的「太整齊」了，結果變得很明顯的是去旅遊參觀，而失去了走進歷史和廢墟的感覺。

這應該是婆羅浮屠最具代表性的一景。據導遊說，塔裡坐的不是佛陀，而是還在修行的菩薩。所以，尽信导游不如无导游。本來應該是有蓋蓋着的（像後頭的那些），這個的蓋或許是損壞了，或許是故意拿掉了。

據說，婆羅浮屠四週都是這些浮雕，但是印尼政府擔心這些浮雕會影響當地穆斯林的信仰，而用石頭把它們遮蓋了起來。

從下往上看婆羅浮屠的一隅。鏡頭下端的那些石塊，據說就是用來遮蓋描述佛教故事的浮雕的。

從「性向自主」談保守和開放

本文為《普門》特約文章。發表於第143期（12/2011）

國內最近發生了幾樁事件，凸顯了我們社會中保守和開放兩股勢力的抗衡。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性向自主」運動。這項自2008年開始舉辦的常年活動，由於遭警方取締並宣布為非法活動而引起朝野和民間議論紛紛。

據「性向自主」主辦單位所指出，這是一項常年舉行的活動，活動內容涉及性向自由，認為男女同志、雙性戀者、跨性者、雌雄同體與酷兒的群體均有權享有做為人類的基本權利，不受到排擠或鄙視。但是保守勢力，尤其是宗教保守勢力卻認為這是過火的。伊斯蘭黨精神領袖聶阿茲就指責其為反傳統文化，並認為會「帶來文明的滅亡」。巫統和政府顯然也是如此的立場。但是不少時評人和從事社會運動者如安美嘉及瑪麗娜馬哈迪卻認同和肯定「性向自主」的立場。

在這場保守和開放的對決戰中，社會大眾也許覺得憂慮，擔心我國社會將從此更為分化，乃至於在更多議題中趨向兩極化。但是我不為此憂慮。我認為在任何社會中都一定存在著許多不同乃至於對立的立場。許多社會中表現出來的所謂一致立場，一般上是因為非主流見解遭到主流群體，特別是行政權力的打壓，無法在公共輿論空間出現的緣故，而不是因為它們不存在。但是，正如時評人凱林拉斯蘭說的：「讀一讀曆史，你會明白，這樣的社會不會長久。統一衍生出的是平庸、停滯與失敗。」

也正如凱林拉斯蘭指出的，即使強勢如馬哈迪，當年在其女兒瑪麗娜出版的《自由主義的劑量》（Liberal Doses）裏的前言中寫道：「有人很感興趣她是如何得到這獨立的意識、不順從的強烈意願、批判以及不趨炎附勢……我不常認同她的意見，而她亦是如此。但若我們總是認同對方的話，這個世界將變得很沉悶。」

所以，保守和開放勢力應該互相寬容對方存在。更何況，保守和開放未必就一定誰好誰不好，或誰對誰錯，大多數時候只不多是大家從不同的角度或背景（文化或宗教）去看待問題。就如美國這個我們向來理解如極度開放的國家，其實其基督保守勢力依舊非常強大。在美國不少州屬墮胎仍是非法的，因為那不符基督教教義。而佛教也一樣認為墮胎是犯戒的。所以，在某些課題上我們可能站在開放的一方，但是在另一些課題，我們可能又會站在保守的一邊。

但是在現代所謂民主但其實骨子裏卻是一半民粹一半「政府最懂」（the government knows best）的國家了，當權者一方面利用和操控這些保守和開放的對立來撈取廉價的支持，一方面濫用行政權力去壓制他們不認同的立場。於是本可以相安無事並存的保守和開放勢力，就被逼劍拔弩張，一時風聲鶴唳，好讓政客們去收割成果。而本可以正當存在的非主流聲音又再一次被強制消音。

當然在今日的網絡時代，徹底消音已經是不可能了。既然如此，我們何不尊重不同的立場，不論那是保守或開放的立場？就像伏爾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說的話，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那樣，只要他們不付諸於武力或暴力，我們不必恐懼與自身不同立場的人，也不該以本身的認知去判斷對方的對與錯。就讓保守和開放並存吧！別讓這個世界變得很沉悶！

種族政策才是癥結

日前，凱里建議舉行公投推行新社會契約，從而落實單一源流學校制度和土著扶助計劃。我當時就想華社一定會掀起抨擊凱里的浪潮。我個人完全不認同他所提出的單一源流學校和土著扶助計劃，但是對於凱里建議舉行公投及推行新社會契約，我卻也認為不必過度譴責。

原則上，我甚至同意他所說的：「目前的社會契約依然有效，但是時代已不同，我們需要制定新的社會契約。新的社會契約需要獲得各族群的人同意，我們不要任何有任何一個族群覺得受威脅。」

但是，如果真要舉行這樣的公投，那麼社會就必然需要對諸如單一源流學校、土著扶助計劃等課題做一番透徹的討論。而且也必然會牽扯上土著特權、宗教信仰自由的課題。然而，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國陣政府還不斷的強調這些是敏感的、不適宜討論的課題。也向來禁止人們討論。所以，政府依然不敢引導人們理性的探討這些所謂的敏感課題，那麼凱里的建議，無疑是紙上談兵。

另一方面，從凱里的談話來看，他之所以提出推行新的社會契約，因為他發現目前的種族融合與五十、六十及七十年代相比已大不如前。他的這番觀察是對的，我想大家也都會同意。但是，種族融合之所以倒退明顯的不是教育制度的問題，而是國陣在七十年代推行的以種族區分的新經濟政策所造成的。

就以我個人的成長過程為例。我在華人新村長大，在華小唸小學，在以華人為主的所謂改制國中唸中學。我承認在我進入工大之前我對馬來族群並不了解。但是同樣的，我也不因此對他們有任何不滿之處，至多只是覺得陌生。

反之，卻是在到了工大之後，才生起許多的不滿。因為我發現身邊的很多馬來同學的成績比我那些被拒於大學門外的中學同學的成績差得太多。但是他們卻因為種族和膚色的關係順利的進入大學。接着我又發現，在分發政府獎學金方面，同樣的以種族與膚色為取捨。心裡也自然的對馬來族群有了隔閡。

所以，凱里如果真的希望國內的族群融合可以恢復到之前的好景，他要做的應該是促使國陣政府放棄以種群為區分的政策！

兩種感受

一連兩個星期出席了兩場《一步一願行》的護法行活動。兩個不同的地點，兩群不同的主辦單位，同樣的活動卻給我兩種不同的感受。

一場讓我覺得敷衍；一場讓我覺得認真。

一場讓我感嘆我們的會員團體都到哪裡去了；一場讓我欣慰團體都到了，甚至久違的團體和非團體也到了。

一場讓我看到人才凋零；一場讓我看到很多新臉孔。

一場讓我覺得悲觀；一場讓我看到希望。

洪災的禍因

最近發生在泰國及其他中南半島國家的特大洪災，讓世人震懾於自然界的威力。對於這類天然災害，向來有人將之歸咎於人類對地球的破壞。也有人提到環保救地球。我當然支持環保，但是我向來認為，環保就像維持我們的家居環境整潔，讓我們住得更舒服，而所謂的環保救地球，我則覺得是誇大之談。地球之前經歷了好幾次的冰河時期時，人類還沒在地球上出現呢。

此外，作為和水文學 (Hydrology) 有較密切關係的工程師，我對於人們總是把水災歸咎於過度發展，不以為然。最近無意在網絡上讀到一篇在2005年發表於《經濟學人》 (The Economist) 的一篇文章：〈森林砍伐和洪災：不是禍因〉"Deforestation and Flood: Not The Root Cause"一文。覺得分析的很好很對。也就不自量力的將這文章翻譯如下和朋友分享：

數以百萬計生活在孟加拉、柬埔寨、中國、印度、泰國、越南和其他亞洲低哇地區的人民，每年都因為大量的洪災而遭受苦難。政治人物和環保分子等一般上都把亞洲高地山林的砍伐視為罪魁禍首。但是根據本周公布的聯合國報告，這樣的指責是不公平的。

一般人的觀念認為，森林可以充當巨型海綿阻截洪水的流動。樹根，林土和落葉能吸收大雨時的洪水，延緩甚至完全防止其流到附近的水道。和這種普遍的認知相反，該報告說，實際上，在洪災中，森林的作用有限。局部而言，樹林確實可以減少洪水抵達附近的溪流和河流的流量，或者延緩洪水的來到。無論如何，這僅適用於降在小範圍內相對較小的雨量。

如果雨降在更大的範圍，同時雨量更大及降雨時間更長的話，那麼樹林則無法阻止這類特大洪澇災害。這是因為，特大洪澇一般上發生在雨季末期，那時大雨是落在已經積水的地域。這就是說，那個所謂的巨大海綿，也就是樹林，已經飽和了。

在這種情況下，洪災就無可避免了。事實上，不僅不能阻止這樣的洪澇，反而會失去短暫被水淹的好處。水災對於保持生物多樣性和維護魚類種群是重要的。它還補充沖積土壤的肥沃。在許多洪泛區 (flood plain) 的農夫，種植生長於水下的農作物，如深水“aman”大米或黃麻的農民。

該報告的許多作者也反擊樹林可以防止土崩的說法。他們說，樹根確實可以阻截滑坡的泥土，但僅限於少於一米的淺層滑坡。如果滑動的泥土深度超過三米，樹林無法有效阻止滑坡。

這份名為《森林與洪災：在虛構中沉沒還是在事實中崛起》的報告，是由設在印尼茂物 (Bogor) 國際林業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所編撰。此研究所致力於保護森林及為人類謀福利，並與其他國際團隊合作。此報告是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合作出版。

山巒是流向海邊城市河流的源頭。如果砍伐清除這些山巒上的樹林不是洪災的禍因，那麼甚麼才是呢？該報告聲稱，破壞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的增長和相關的經濟活動。盡管面對週期的洪水風險，城鎮長期以來一直建立在洪泛区。這是因為生活在近水的地方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往往大於風險。從歷史上看，這些定居點集中在地勢較高的洪泛区上。但隨着城鎮發展，新的住宅區和商業區則建立在更容易發生洪災的地域上。

發生於1998年，中國長江的洪災造成相等於30億美元的損失。柬埔寨和越南在2000年的洪災中分別蒙受1.45億美元及2.85億美元的損失。在全球，洪災每年影響了超過六千萬人的個人和經濟命運。

然而，以經濟損失取代災害範圍來衡量洪災的嚴重程度，給人一種假象認為洪災在近代變得更為嚴重。實際上，被指為洪災造成的巨大經濟損失，其實主要反映了經濟增長，基礎設施投資增長及生活在洪泛區的人口增長。和擁有茂密森林的120年前相比，今天的洪災並不更頻繁。問題只是，現在有更多的人在洪泛區上生活和工作。

《長恨歌》

王安憶的書我讀得很少。這應該是第二本。和之前的《傷心太平洋》比較，我覺得《長恨歌》好得太多了。《長恨歌》裡的王安憶的文字很優美，無論是寫情、寫景、寫人，都處處流露她的斐然文采。但是，和《傷心太平洋》相比，不變的是，她的小說還是一樣的沒有對白，還是像一篇超長的敘事文。一般上讀小說像是在看故事，但是王安憶的小說還是讓我感覺像在聽故事。也像在看一部只有旁述的電影。開篇的幾章描寫四十年代老上海的風情的文字，與其說是小說，我覺得更像是上好的散文。

無論如何，王安憶畢竟是個講故事的高手。她講的故事，雖然只是一個大城市及大時代裡一個小人物說不上傳奇的故事，但是聽她娓娓道來，還是會聽得津津有味。然而她的語氣又是平淡的，在平淡中又透出一點點哀怨。也許是因為如此，很多人把王安憶和張愛玲相提並論。

但是看來王安憶是不樂意這樣的對比的。王安憶曾這麼回應：「說我的小說跟張愛玲有點像，不，我覺得不像。現在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現象，寫得好的就說是學張愛玲。對張愛玲評價這麼高是否恰當，應該研究一下。……說我比張強不好，說弱也不好，總之我覺得不像她。」雖然如此，我認為王安憶比不上張愛玲。

長恨歌的故事從一九四〇年代中葉開始說起。當時，王琦瑤十六歲。故事一直說到一九八〇年代中葉。雖然說王琦瑤的故事看來那麼平淡，但是其中很多情節，以我的視野來看是非常欠缺說服力的。同時，故事中人物和家庭的關係幾乎都很疏離。少女時代的王琦瑤和她家人的關係如此，後來王琦瑤和她的女兒的關係也是如此。

同時，王琦瑤和她生命中的幾個男人的故事，我也覺得太像是故事了。唯一讓我覺得比較合理的反而是她和程先生的一段交往。可能我真的太不了解上海了。另外，故事裡的每一個人物似乎也都有點病態。也許唯一最像一個常人的還是那個連名字也沒有的程先生。但是程先生卻在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時被逼得跳樓自殺。

除了輕描淡寫的講述了程先生的自殺，這個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故事，卻是有一個整整十年的空白。故事從一九六六年一跳就跳到了一九七六年。王琦瑤這個當年的上海小姐、某人的姨太太及未婚生女如此的身份究竟是如何度過那個鬼哭神號的文革的呢？我甚至多心的想，是不是書中已經刪去了十萬字，把那十年的故事都刪了。

道德淪喪

在中國廣東佛山遭車輾過的二歲女童悅悅在今日凌晨離開這個無情的塵世了。替她悲哀之餘，也深感對悅悅而言這未免不是一種解脫。幾天前當我第一次在面子書看到「二歲童慘遭二車輾過，十八路人視而不見」的視頻時，我嗤之以鼻，還以為又有無聊的人在製造假視頻。後來知道那是真的後，心裡非常震撼。但始終不忍看那部視頻。

十八個路過的人見死不救，讓全世界都對中國人的冷血震驚。網上也出現很多很多聲討及反省的言論。我想除了人性的淪喪之外，十八人當中應該也有人其實是不敢施援。記得曾經有人告訴我，在美國發生車禍時，很多人也都不敢冒冒然施援，因為擔心反而挨告。彭宇案之後，中國也成了人們不敢行善的國家。這是多麼叫人痛心疾首的事。拾荒婦人的挺身而出，也許也正因為她窮得不怕被人誣告和敲詐。難怪自古以來，就是仗義多為屠狗輩。

在中國發生這宗人神共憤的事件的同時，國內也發生了一宗讓人義憤填膺的事件：無恥博客誣衊林冠英的十六歲兒子非禮女同學。慶幸的是，我國畢竟還有很多理性及有正義的人。事情很快水落石出。連該名遠在美國的所謂受害女生也發文澄清不認識林冠英的兒子，更遑論被他非禮。

巫青團長凱里不辨明真相，就以此調侃林冠英，固然可恨，但是更可恥的卻是國陣兩大政黨的首領，蔡細歷和許子根對於是非黑白如此分明的事件不但不能（或不敢）仗義執言，竟然還以他們自己的遭遇不當的對比來合理化這種誣衊行為。

十八路人見死不救可說是當下的冷漠反應，事後也可能愧疚。兩大首領卻是深思熟慮後的回應。這種處心積慮的惡，說起來更是道德淪喪，其心可誅。

販售贖罪券

不久前我在網絡上看到一篇和放生有關的文章。裡頭有一段話，我覺得寫得很好。也在面子書上分享過。這段話如下：

宗教的放生本來是隨緣而行的護生，如今在台灣卻演變成超大型的放生法會活動，甚至相關行業應運而生，例如專賣「放生鳥」的鳥店，在主辦單位不斷強調感應事蹟，以及虛構放生「消災延壽、做功德」的功能下，實與中古世紀基督教世界教士公然販售贖罪券的欺騙行為無異，都是宗教人物抓準凡夫俗子不圖反省的心態，妄想利用金錢來賣斷一己罪惡之貪婪心，而全然扭曲了教義裡頭勸人向善及懺悔之真義。如此兩者皆造惡業，以致宗教精神蕩然無存，實在可悲可憐又可嘆。

這段說得是放生的弊端。雖然這樣的論點依然不被群眾重視，但是提出這種輪調的人其實也不少。但是這段文字中所提到的「古世紀基督教世界教士公然販售贖罪券的欺騙行為」卻讓我想得更多。

我對所謂的「古世紀基督教世界教士公然販售贖罪券的欺騙行為」，其實一無所知。但是這讓我想起佛教內部也有很多各種各樣的法會，參加者填一填表格，給一筆規定數額的錢，就可以或消災、或延壽、或超度、或祈福，連人也未必到場出席法會。這和「販售贖罪券」究竟有甚麽不同呢？是否也是「妄想利用金錢來賣斷一己罪惡」呢？

孺子可教

我指着電腦屏幕上的「中小學生每人獲一百元」的新聞跟兩個兒子說：「政府要給你們錢。」

唸獨中的若凡說：「政府那裏會給錢獨中生。」

唸小四的若拙好奇的問：「政府為什麼要給我錢？」

我說：「因為要大選了。」

他問：「什麼是大選？」

我答：「就是要投票，選過政府了。」

他想了想，再問：「政府給我錢，你不要投票給他，可以的嗎？」

哈哈，果然孺子可教。有其父必有其子。

王菲法門寺獻唱《心經》

很早就聽說王菲演唱了《心經》。但是卻一直都不在意。前幾天看到一篇介紹王菲學佛的文章，其中又提到王菲唱《心經》一事。我才知道原來王菲是在二〇〇九年在陕西省法門寺獻唱《心經》。而且她一襲白衣全場合十唱出《心經》。於是我馬上上網搜尋。終於看到了素雅如白衣大士的王菲，看到了這麼莊嚴的演出，聽到了這麼空靈完美的音色。而且越聽越愛不釋手。

法門寺以收藏釋迦牟尼佛的真身指骨舍利而聞名於世。法門寺在二〇〇九年五月九日將佛陀指骨舍利安奉在新建成的合十舍利塔內。該晚還計劃演出一場佛光晚會。而據說王菲是主動參與且不收費演出。但是據說該晚會卻因為大雨而取消。幸運的是，王菲在五月八日參與了彩排。於是我們才有幸可以聽到王菲在法門寺獻唱的《心經》。

我起初看到王菲雙手合十並不是兩掌緊貼而是稍微向外拱起，覺得有點奇怪。但是當我看了合十舍利塔的照片後，我才明白原來王菲的合十是依據合十舍利塔的造型。

據說這首《心經》後來也成了電影《唐山大地震》的主題曲。

佛教如何看待多元信仰

馬來西亞佛教學術研究學會數月前辦了一場主題為“佛教如何看待多元信仰”的講座。我當天有幸出席聆聽了王琛發及鄭庭河兩位學者的講話。後來慈悲雜志向我邀稿，要求我寫相同主題。盛情難卻，也只好大膽的提出我對這課題所作的一些思索。

記憶所及，王琛發當天主要談及佛教內部的多元信仰。鄭庭河則主要談到佛教對其他宗教的態度。他提到了排他主義、多元主義及包容主義。他也表示佛教介於多元與單元之間，同時可以接納多元主義。我相信佛教徒之間應該都有個共識，會認為佛教是個對其他宗教很包容的宗教。身為佛教徒，我們可以自由的到任何其他宗教道場，甚至是禮敬其他宗教的宗教師和出席其他宗教的宗教活動也無妨，除非是受對方宗教禁止。

佛教對其他宗教這種極度寬容的態度，在中尼柯耶〈第五十六優婆離經〉中有最好的示範：「有一次，在那爛陀城，佛接見了一位有名而富有的居士，名叫優婆離。他是耆那教主尼乾若提子（摩訶毗羅）的在家弟子。摩訶毗羅親自選派他去迎佛，和佛辯論有關業報理論方面的某些問題，想將佛擊敗，因為在這些問題上，佛的觀點與尼乾若提子有所不同。可是出乎意料之外，討論的結果，優婆離卻相信佛的觀點是對的，他老師的看法反而錯了。所以，他就求佛收他做佛的在家弟子（優婆塞）。但佛叫他不要急著作決定，要慎重考慮一番。因為“像你這樣有名望的人，審慎考慮是要緊的。”當優婆離再度表示他的願望的時侯，佛就要求他繼續恭敬供養他以前的宗教導師們，一如往昔。」（摘自《佛陀的啟示》；羅睺羅法師著、顧法嚴譯）

此外，印度曆史上最偉大的護法明王阿育王刻在著名的阿育王石柱上的一段話，也很好的表達了佛教對多元宗教信仰的包容：「我們不應該只尊崇自己的宗教卻詆毀他人的宗教，反而我們應該基於各種理由去尊崇他人的宗教。如此一來，我們幫助自己宗教的成長，也同時為他人的宗教服務。反之，我們則是自掘墳墓，也損害其他宗教。尊崇自己的宗教卻詆毀他人宗教者，確實是出於對自己宗教的虔誠，認為『我要褒揚自己的宗教』。但是他如此的作為卻相反的更嚴重的傷害了自己的宗教。所以和諧共處是好的：『讓所有的人聆聽，也願意聆聽他人奉行的教義。』」

雖然佛教對其他宗教絕對寬容，也不阻止信徒接觸其他宗教，甚至認為如果我們可以在其他宗教發現真理，我們也大可接受該真理，但是佛教其實也還是有其排他的地方。要不然佛教也就不可能有別於其他宗教。實際上，我們不也總是說，佛教是最圓融的宗教嗎？印順導師提出的「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及「大乘不共法」就是例證。在世俗道德（人乘）和往生天界（天乘）兩個層面而言，佛教和其他宗教有許多相同之處（即「共法」），但是在談到進一步的解脫之道時，那就是佛教和其他宗教的「不共法」了。

在《大念處經》，佛陀更提到「諸比丘！此是唯一能使眾生清淨，超越愁悲，減除苦憂，成就正道，體征涅槃之道路，此即四念處。」換言之，佛陀曾經明確的指出「四念處」是「唯一」的解脫之道。即是「唯一」，那就是「排他」的，也是「單元」的。因此，我認為佛教並不是「介於單元和多元之間」。佛教更應該說是「即單元又多元」。在世間法上，佛教是多元的，在出世間法上，佛教其實還是單元的。

【本文發表於《慈悲》雜誌第76期】

一門深入還是廣學多聞？

據報章報導，淨空法師來馬弘法，提出初學佛者不該廣學多聞，而是要一門深入。這是淨空法師向來的主張。但是也是我向來不認同的主張。

我學佛的歷程中，有幾個重要的啟蒙老師，其中一個為Ven Mahinda。大學時便開始參加Ven Mahinda所主講的佛學營，大學畢業後也繼續參加法師的禪修營。Ven Mahinda是其中一個影響我很深的法師。而我至今依然清楚記得當時法師曾對我們說，他所教導的只是其中一種修行法門。他要我們別急着決定我們的修行法門。我還記得法師風趣的對我們說，你們要去多"shopping"，意思是說多去聽聽不同法師的教法、去學學不同宗派的修行法門。換句話說，他正是要我們這些初學者不要一門深入，而是要廣學多聞。

淨空法師甚至還提出，要開悟後才能「廣學多聞」，要不然，「廣學多聞」反而只會「增長邪見」。我也同樣有相反的看法。我反而覺得初學者一門深入的話，「增長邪見」的機率反而可能更大。因為初學者還不能分辨何謂正知正見何謂邪知邪見，因此如果他們萬一「遇人不淑」，卻一門深入的話，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就譬如我們要到某個地方，必須先把方向弄對。如果我們的方向錯了，那麼奔跑得越快，就離開目的地越遠。所以我絕對認同Ven Mahinda的教誨，初學佛者不必急着一門深入。學佛者應當在掌握了相當程度的佛學基礎，正確明瞭那個修行法門最契合我們的根性後，才來一門深入。

有趣的白臉

我們常聽人說「一個扮白臉，一個扮黑臉」，相信大家都理解，「白臉」是好人，而「黑臉」是壞人。 但是我也常在書中讀到「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在這句話中，「紅臉」是好人，「白臉」卻變成了壞人。

究竟「白臉」是好人還是「壞人」？我很好奇。感覺上「一個扮白臉，一個扮黑臉」這話在國內肯定比「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來得通用。似乎台灣也較通用「一個扮白臉，一個扮黑臉」，而在大陸則是更多人說「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 

上網找資料後發現在大陸的漢典中對白臉、紅臉及黑臉的解釋如下：
白脸：京剧等戏剧中为反面角色化装成的脸谱。
红脸：京剧中扮演英雄或忠臣的人物。
黑脸：京剧中的黑脸净专扮粗卤的角色，故用以表示粗卤凶暴。

明顯的，白臉、紅臉和黑臉都是京劇中角色。而且「 白臉」竟是反面角色，也就是壞人啦！漢典的解釋和大陸一般用的「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的意思相符。

另一方面，台灣教育部的國語辭典網站中對「白臉」的解釋為：
1.國劇腳色中，白面人物多扮演奸臣，後遂以此泛指一般奸詐的小人。如：「這傢伙是位大白臉，要小心！」
2.對立兩者中和善的一方。如：「為人父母教導小孩，要一個扮黑臉，一個扮白臉。」

這太有趣了，一個詞竟然有相反的兩個意思。所以當有人說你是白臉時，他究竟說你是好人還是壞人，恐怕還得問清楚。

歡迎政府廢除內安法令？

915晚上，我和一群現任佛教領袖開了一場我覺得像是歷史重演的會議。只是這回扮白臉的角兒換了人。

會議後，大家一起吃宵夜，因為難得第二天是假期。

談着談着，就有人匯報了納吉宣布廢除內安法令等惡法的消息。於是就有人認為我們佛教團體應該馬上發文告表示歡迎。

我卻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當政府動用惡法對付人民的時候，我們噤若寒蟬。現在卻第一時間表示歡迎，難免會讓人覺得我們是投機分子，迫不及待的歌功頌德。

但是，現場沒有人同意我的看法。也許我錯了，然而我還是維持這樣的看法。

罪行背後的人性

說真的，我的確懷疑過這些故事真的是真的嗎？但是書上是這麼說的：「11個完全真實，如電影般的親身案例，讓德國最會說故事的辯護律師，撼動你對人性、罪行、愛與罰的一切判斷！」當時在書展就是因為這樣的介紹以及以下幾行字而拿起這本書：

• 手刃髮妻，卻在法庭上讓聞者無不落淚的老先生
• 出於愛，每天晚上為弟弟演奏大提琴的女孩，最後卻犯下死罪
• 一成不變使人抓狂，博物館看守員的壓抑與規律逼迫出瘋狂行徑
• 社會邊緣人離奇的身世，讓參審員湊了機票送他回到摯愛身旁……

我那時其實就已經決定買下這本書。這時該參展單位的負責人看我手上拿着此書，過來向我極力推薦。看來他也是愛書人。他說：「如果你在這裡只想買一本書，那麼你應該選擇這本！」

本書作者為費迪南·馮·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他是德國知名的辯護律師，他的工作就是維護「人之為人的尊嚴」。《罪行》是他於2009年出版的處女作，引起廣大迴響，德國讀者及媒體好評不斷。這十一個故事，都是他所接手的案子。2010年他以本書獲《慕尼黑晚報》選為年度文學之星。同年獲頒德國文壇重要獎項克萊斯特文學獎。

我一開始打開此書，便不能停止閱讀。古人所云的「手不釋卷、愛不釋手」就是如此吧？吳念真夫婦首度聯手推薦說「這才真的是『每一篇都是一部電影』！」但是作者是用很冷靜的語句來說這十一故事的。正像介紹文案中所說的「每個淡然述說的故事背後，都是一個巨浪滔天的人生！」

這本書雖然名為《罪行》，但是要講的卻不是「罪行」，而是「罪犯」，或更貼切的說是「人性」。看完十一個故事後，我必須說書的封套上所重點推薦的以上四個故事，不見得就是最精彩的，因為我真的說不上那個故事更精彩。它們有的讓我悲哀、有的讓我顫栗；有的讓我覺得正義終於得以伸張、有的讓我懷疑司法完全無關正義；有的故事情節比電影更不可思議、有些人物比虛構的小說主角更不真實。

再引用該書文案：「用11個有如紙上電影的故事，展現不同樣貌的人性難題。沒有絕對的是非黑白，離奇的情節讓人感同身受，又對故事人物的處境不勝唏噓。仔細看看他們，可以更了解我們自己。」

最後要給譯者薛文瑜記上一大功。這本中譯本那麼好看，他絕對功不可沒。他的文字功力一流。完全沒有一般翻譯文字所常有的生硬。

學校易名：我所不能了解的事

子文華小為了答謝謝富年的捐獻，以其父親的名字易名為拿督謝華華小。副教育部長魏家祥更以「正有此意」來回應「如一家學校由一個人資助，是否以其名字命名一事」這個提問。這確實讓我驚嘆我國一切向錢看的程度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但是，就算我們認同副部長的「正有此意」，我也無法理解子文華小怎麼會符合「一家學校由一個人資助」這個先決條件？子文華小在1939年創辦時，謝富年應該還沒出世吧？是不是前人的一切貢獻都可以勾銷了呢？

其實，關於學校易名這事，我還有太多太多不能了解的事：

是不是子文華小易名為「拿督謝華華小」後，今後這所華小的一切建設都由謝富年出錢呢？

是不是政府再不必負擔謝華華小的一切建設開銷？

是不是也再不必向華社要一分錢呢？

是不是，如果不幸的，謝華華小還是得走上街頭募款，路人甲乙丙丁可以以「你去向謝富年要吧！」來回應呢？

是不是，如果副部長的「正有此意」真的「發揚光大」，那麼今後的華小就將一所一所的以林國泰為首的十四名富豪的父親或母親或太太或個人的名字命名呢？

是不是還得有一些是以大馬彩的名字命名呢？比如大馬彩一小、大馬彩二小、大馬彩三小等等等等？

會不會這個易名風氣又繼續擴大到中學乃至於大學？

會不會屆時有哪一個大財團「買下」馬來亞大學，然後將「馬來亞大學」易名為「ABC集團大學」？

會不會那時，連「馬華大廈」和「三春禮堂」也早已易名了呢？

淺談佛教對同性戀的看法

（在金庸的武俠小說中，常會描寫練武之人在大功告成之前，體內會有幾股真氣四處竄動，滋味極不好受。我在讀了好些佛教對同性戀的看法的文獻之後，各種讀來的論點，也像練武的真氣一樣在腦海裡不斷竄動，看來不把它們發放出來不行。所以雖然之前說過這個話題太大處理不來，但是還是決定把這些天縈繞腦海的一些論點記下來。）

就像很多其他課題一樣，佛教對同性戀沒有完全一致的看法。反對者有之，同情者有之， 接受者有之。不過我覺得大體上佛教對同性戀不歧視。即使反對者也可以寬容的包容同性戀者。

在佛教經典中也曾提到同性性行為，而且是和其他性行為，包括異性性行為，並列為出家人要禁止的行為。除此之外，經典裡便很少提到同性戀了。據知，佛陀時代的印度便普遍的存在同性戀。但是佛陀卻沒有特別針對同性戀給予任何勸告，我們可以因此推論，佛陀並不認為同性戀是個需要特別去提的大問題。

達摩難陀長老有關同性戀的看法，應該很好的表達了這一點：「佛教並不把同性戀看成是錯誤，而異性戀就正確。兩種都是用身體進行的性活動，都是淫欲的強烈表現，都增加我們對現世的渴望，使我們在輪迴中陷得更久。...總之，同性戀與異性戀一樣，起源於無明，當然沒有基督教意義上的有罪。所有形式的性事增加對身體的淫欲，渴望，執著。…我們不譴責同性戀是錯的，有罪的，但是我們也不遷就它，這是因為它與別的性事一樣，延緩我們從輪迴中的解脫。」

以下這段據稱來自 "Homosexuality and Theravada Buddhism" (A. L. De Silva, in The Buddhist's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 2001) 的文字進一步的證明了佛教這種以「平常心」看待同性戀的立場： "With its emphasis on psychology and cause and effect, Buddhism judges acts, including sexual acts, by the intention behind them and the effect they have. A sexual act motivated by love, mutuality and the desire to give and share would be judged positive no matter what the gender of the two persons involved. Therefore, homosexuality as such is not considered immoral in Buddhism or against the third Precept. If a homosexual avoids the sensuality and licence of the so-called ‘gay scene’ and enters into a loving relationship with another person, there is no reason why he or she cannot be a sincere practising Buddhist and enjoy all the blessings of the Buddhist life."

但是同性戀者能不能出家這個問題就比較具爭論了。以我讀到的資料看來，似乎北傳佛教比較傾向認為同性戀者不能出家，而南傳佛教則相對的可以接受同性戀者出家。不過據知泰國目前不允同性戀者出家，但是這是本世紀初才有的規定。據稱泰國一直以來都有同性戀出家人，甚至有人稱他們為"gay monks"。但是也有論者認為，佛教出家人是絕對禁慾的，不管是同性性行為、異性性行為乃至是自慰性行為，一律不允。所以，出家人既然完全禁慾，那麼所謂同性戀或異性戀的標籤對出家人也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但是理論歸理論，出家人畢竟是還在修行的人，他們仍不是聖人。所以也有論者認為接受同性戀者出家，會對僧團造成困擾。這一點我認同，其實之前我也想過，出家眾過的是集體生活，他們住在一起，睡在一起，對於同性戀者而言，這很可能是個極大的困擾。這很可能就像把一個比丘安排和一群女眾長期同居一室那般的不當。實際上，經典也記載，曾有比丘在夜裡騷擾及觸摸其他在睡覺的比丘。

台灣楊惠南教授在一篇論文中這麼說：「根據澳州佛學者Peter A. Jackson研究指出，巴利文律藏中記載，佛陀在得知僧團中有兩性人，原現男眾相反轉現女眾相後，仍同意其轉入比丘尼僧團繼續修行，並未將其逐出僧團(Vinaya, vol.1, p220)。甚至經典記載一位名為Soreyya的兩性人證得阿羅漢果位(Malalasekera, 1960, pp.1311-1312)，及一位愛戀佛陀色身的比丘Vakkali，在佛陀開示諸行無常的真諦後，證得阿羅漢的故事(Malalasekera, 1960, pp.799-800)。…斯里蘭卡南傳佛教學者A.L.DeSilva更堅持，『我們並沒有理由論斷一般同性戀者就比一般異性戀者貪著色欲或在菩提道上意志薄弱』…換句話說，根據經典的記載，佛陀對待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的標準是一樣的…。」

就以上所述，對於同性戀者能不能出家這個問題，答案確實不是「是」或「否」那麼直接了當的。甚至有人建議在「比丘」和「比丘尼」之外，成立第三個僧團來容納他們。我認為這行不通，因為這些可能彼此愛戀的人同居一處，不但無法解決以上提到的問題，反而可能更容易產生問題。我個人會認為，應該可以允許同性戀者出家，但是必須特別處理，即是說他們的生活起居必須另行安排。當然在細節上這也絕不是一件容易解決的事。

（呼！寫完了這稿，猶如把體內亂竄的真氣抒發以盡一般的舒暢！）

另類學佛記

不久前，馬佛青總會長王書優做東，請我及洪祖豐等吃飯。閒聊中，洪師兄感嘆現在的人都不看書了，連作研究寫論文也都只是上網找資料。我當時不好意思告訴他，我寫文章時，也是上網找資料的。當然，我寫文章也算不上是研究，而且我平日裡也還是有看書。

實際上近來看的很多佛學資料都是在網上讀到的。包括許多之前曾經捧着讀的書，甚至是家裡其實也有的書，現在要從中找相關資料時，也是上網搜。在網上搜比把書拿出來翻找，方便許多，速度之快更不必說了。

就如前面所說，我上網找佛學資料一般上都是為了寫文章。有時候僅僅是為了寫一篇博文，不過找得更勤的是為雜誌寫稿的時候。就像這兩個星期，為了給兩本佛教雜誌交稿，我幾乎每晚都在網海裡泅泳。這兩篇文章都是老編指定主題的。有點像是從前上作文課時，老師出題，學生就得抓頭搔腦在限定的時間內把作文寫出來一般。

不過，我倒是真的要感謝老編們給我指派功課。因為為了完成這些功課，我往往需要大量閱讀資料，有些是重溫，有時是新知。所以在交功課後，我自己其實也學了不少。即使是重溫或重讀一些以前讀過的書或文章，我也發現自己現在比從前理解得更多。

不過要在浩瀚網絡中找到相關及有用的資料，也不是容易的事。有時得更換很多次「關鍵詞」才能找到。有時候，用中文搜怎麼也搜不到適用的，但是換成英文後卻又能搜到很多。反之亦然。雖然有時候要花相當多功夫，雖然網絡上也未必應有盡有，但是到目前如此，我還算總能夠如願以償的找到所要的資料。

最有趣的是，很多時候會看到同一個課題完全相反的意見和論點。當然很多時候，我很容易就能判斷何者比較有理。但是也有時候是無法斷定的。像最近趁同性戀課題熾熱，我本也想寫一篇佛教和同性戀的文章，特別是很想談談「同性戀不能出家」這個說法。在網上看到了很多很好的文章。當中，英文的比中文的好。可是我始終卻還是無法斷定，究竟「同性戀不能出家」這個說法成不成立。同時，「黃門（pandaka）」究竟是不是指同性戀者，也都眾說紛紜。所以，越看越覺得「同性戀」這個課題太大，我處理不來。無論如何，過程中還是學了很多。

沒有能力寫同性戀的文章，就只好寫寫這個另類學佛記，也算是對這個課題給自己的一個交待。

非常不「一個馬來西亞」的首相

今天在東方日報看到這則新聞標題：「鄉郊難求績效　首相冀體諒土著」。這是納吉在出席《強化新經濟模式：土著經濟聖戰》研討會致詞時的談話內容。連研討會的主題都那麼叫人觸目驚心。詳讀內容更叫我慨嘆，也讓我再次看見非常不「一個馬來西亞」的首相。

看看我們首相怎麼說：「非馬來人富有是因為他們努力工作，這是對的，但不可忘記，這也是因為我國穩定及受到良好的管理，我們自以前就提供不少機會給他們（非馬來人）。請問是誰提供米、銀行、白糖等執照？」哦，原來政府是馬來人的。原來非馬來人的「米、銀行、白糖等執照」是馬來人提供的。這個推廣「一個馬來西亞」概念的首相，其實內心對我國的種族認知，原來還是「我們對他們」。

後來他就說了標題中的一番話：「國家發展仍無法全面推行績效制，而非馬來人應該體諒馬來人，因為仍有大部分郊區馬來人形勢不利。」是的，我認同在推行績效制的同時，我們應該協助郊區的馬來人。但是難道我們就不該協助郊區的印度人、郊區的華人以及郊區的其他族的人嗎？

把所有的馬來人放在同一個平台上來協助，郊區的馬來人同樣的還是「形勢不利」。結果真正受惠的還是那些「形勢有利」的在城裡的馬來人，到頭來郊區的馬來人還是無法受益。這是一個很淺顯的道理。聰明如納吉及他在巫統的馬來精英又怎麼可能看不透呢？所以，說到底，他們不過是以郊區馬來人為藉口來協助那些早已飛黃騰達的巫統精英！

续谈金马仑双溪雷土崩

早上匆匆写就有关我对金马仑双溪雷土崩的一些浅见。文中提到了我在完稿後才看到的照片，从该照片我看到土崩确实不在施工范围内。但是当时我没有更动前面已经写好的文字，因为我还是无法从该照片中看到山背後到底是什么，而这对判断土崩的肇因非常关键。

谢谢周泽南下午又给我看了一张Google Earth截图，如下： 
 
看了这张图，我对整个环境，包括地形都更了解了。我也亲自到Google Earth查看的更仔细和全面些。于是我可以断定我在前文中提到的板桩墙肯定不在土崩的上方。而且有关的发展工程是在河的对岸，它不可能会对河的另一边的水流造成影响。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土崩的上方似乎有一个水池。之前我在一则报导中曾读到彭亨州务大臣提到土崩上方有一蓄水池。但是我当时不是很明白他指的是什么，我以为那是一座Water Tank。看来他指的是这个水池了。

其实从Google Earth，我也无法肯定该水池是不是在土崩的正上方。如果可以有一张土崩後类似的鸟瞰图就好了。如果该水池是这次土崩的起点，那么土崩的主因就必定是这水池了。很可能是该水池负荷不了过量的水容量而决堤，倾泻而下时又带动了已经松动的泥石，于是一场土崩就发生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接着的问题就是该水池是天然形成的，还是人工挖掘的？坦白说以我有限的地质知识，我无法理解该处怎么可能天然形成一座水池。但是如果说那是人工挖掘的，我也一样想不通什么人要到山上挖一座水池，挖来何用？我能想到的只有据报曾在该地从事农业活动并砍伐了很多树木的人挖了这个水池作为灌溉之用。强调：这只是我想当然尔的想法。

更要强调的是，从Google Earth看，似乎临近还有另一个水池。如果确实是的话，该原住民村落恐怕还有危险。

金马仑双溪雷土崩事件

我不是土崩专家，但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也见过及处理过一些土崩。所以星期天发生在金马仑的土崩马上引起了我的关注。星期二我在面子书还发了这样一则留言：“据星洲日报今天的照片和位置图，我判断金马仑的土崩是天灾。而且​和它附近的高尔夫球场发展计划无关。”然後又开玩笑的加了一句：“除非是照片角度问题，那就另当别论。”没想到是，结果还真是角度问题。

昨天，在网上看到了周泽南发布的相关视频（见本文下方），才惊觉原来就在有关的原住民村落不及百米之遥正有一项大型发展计划在进行着。目前是进行着土方工程。由于拍摄的角度，之前报章上的照片竟然完全看不到该发展计划。

不过，我们也不能因为附近有一发展计划，便马上武断它就是土崩的罪魁祸首。就好象我们家里发生了窃案，我们不能因为当时有某人出现在附近就一口咬定他就是窃贼。但是，这至少让我无法完全排除土崩是人为疏忽造成的。

我很仔细的看了该视频三次。从视频中看到，该发展计划在村落的左边，而土崩​发生在村落的右边。然而，从视频看到，该计划看起来似乎在山背後横跨整个村落​。可惜，从视频中我无法断定这点。我在视频中也看到类似板桩墙(shee​t pile wall)的一面墙。我无法确定它的位置在哪里。理论上来讲，如果村落後面也在该发展计划之内，那么这板桩墙很可能在村落的上方，也可能在土崩处的上方。但是，从视频中，却看起来不是如此。其实，我再仔细看照片，还是看不到山後有任何土方工程的迹象。

因此，我只能说我无法从这个视频中做出结​论。不过根据工程局的报告，它指出该土崩由三个因素造成：

1. 事发当天的雨量是高原多年记录中最高的。
2. 事发地点不久前由于农业活动而砍伐了一些树木，而弱化了土壤及山丘的架构。
3. 当地处于一个自然的峡谷中。换句话，那是个土崩高风险区。

这都是一般的土崩因素。不知道报告中是否提到有关的发展工程。

写到这里，我才在《霹雳遊》网站上看到了以下这张照片。突然间我对整个周遭环境有了更好的理解。从照片看来，土崩确实不是在施工范围内。

从照片看来，土崩确实不是在施工范围内。

周泽南发布的视频。

我國宗教限制與日俱增

在首相提出我國各族人民必須從「互相容忍」更進一步為「互相接納」之後，我國卻接二連三發生連「互相容忍」都不如的事件。如檳城因為少數回教徒的投訴，警方竟然阻止慶贊中元活動。接着在雪蘭莪又發生了宗教局在警察的協助下擅闖基督教堂檢舉。

我開始在懷疑，我國的執政者是否有意為我國的回教徒打造一個「純回教」社會，讓回教徒可以受到最完美的保護，確保他們不會接觸一丁點不符回教教義的事物？如果依照目前的趨勢發展下去，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天，回教徒會被禁止到非回教徒的家做客？甚至不能出席任何非回教徒的活動，那怕那是一場婚禮還是生日會。屆時，我國的回教社會和非回教社會恐怕就會變成兩個沒有交集的平行社會。

在這樣的氛圍之下，看到我國再次被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宗教與公共生活論壇（Forum on Religion & Public Life）評為全球管制宗教最嚴謹的國家前十名，我雖然覺得「理所當然」，但是依然禁不住覺得悲哀。我去年就談過皮尤研究中心的「宗教限制報告」，當時馬來西亞的政府對宗教限制指數為6.8分，是限制指數「非常高」類別中的其中一個國家。並在全球198個國家中排名高居第九。

在最新公佈的《宗教限制與日俱增》報告中，我國再接再厲，名次從第九上升到第七，得分也從6.8上升到7.6（滿分為10分）。同時馬來西亞也被標為一個宗教限制顯著增加的國家。

可能很多人或以為，我國的宗教限制指數那麼高是因為政府對非回教徒的限制，其實恰恰相反，那是因為我國對回教徒的限制。在和朋友聊天之中，我發現很多人並不知道，我國回教徒所受到的宗教限制其實猶比非回教徒多。比如，我國回教徒只能信奉遜尼（Sunni）教派的教義。該報告甚至點出，「大馬政府嚴密監督逾50個被視為非正統教派主義的回教團體，許多時候會將奉行『異常』回教教派的人士送到宗教改造中心。（摘自《當今大馬》」

慶幸的是，在社會敵意指數方面，我國仍屬於指數低的國家。但是必須警惕的是，得分也從1.4上升到1.6了。

花少不愁没颜色

昨天回老家。晚上妈妈看《经典名曲歌唱大赛》，其中一位七十多岁的参赛者唱《西风的话》，引起我的注意。当时我心想，他竟然唱潘越云的歌。但是他的歌词和我熟悉的潘越云的版本有两句不同，第一句是“你们可记得”，而潘的版本为“你们可曾记得”。这是小问题，可以不提。但是第二句不同，意思和意境就完全转换了，那是“花少不愁没颜色”，阿潘唱的是“花开不愁没颜色”。

于是我就说了，“应该是‘花开不愁没颜色’”。弟弟却答道“‘花少’应该比较正确，因为是秋天”。想想也是。而且“花少不愁没颜色”，应该比“花开不愁没颜色”的意境似乎更深远。

但是，《西风的话》一直是我很喜爱的潘越云的歌。“花开不愁没颜色”更是我觉得很美、很有意境的一句歌词。于是回到吉隆坡後，上网搜一搜相关资料。赫然看到这样的介绍：

《西风的话》是一首作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歌曲，廖辅叔作词，黄自作曲。最早收录于上世纪30年代中学音乐教材《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而在今天的小学音乐课上，它依然是一首保留曲目。

在网上看到的《西风的话》大合唱版。

歌词如下：

去年我回来，
你们刚穿新棉袍。
今年我来看你们，
你们变胖又变高。
你们可记得，
池里荷花变莲蓬？
花少不愁没颜色，
我把树叶都染红。

歌词看似简单，犹如儿歌，其实意境深远。歌词的主题是成长和成熟。西风即秋风，拟人化的秋风看到了儿童的成长，于是想到自然界植物的成熟（荷花变莲蓬）。秋天是成熟的季节，但春天那繁花似锦的景色，却是再也见不到了。这就好比人从儿童长成大人，就失去了孩提时代的天真烂漫。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在失去了天真烂漫的同时，人却得到了成熟，而成熟也未尝不是一种美好的境界。所以最后两句说：“花少不愁没颜色，我把树叶都染红”，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歌词所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平和、冲淡的心态，配上淳朴而舒缓的旋律，使这首歌令人久久难忘。

我一直还以为《西风的话》是潘越云的歌呢！但是当初潘越云演唱时为什么要把“花少”改成“花开”呢？误了我三十年。

亞庇喜悅之旅

說起來，我和亞庇倒是很有緣。這些年來，因為工作的關係，到了亞庇無數次。而上個星期天，七月卅一日，我更是有機會到亞庇出席佛教活動以及和善知識們相聚。這當然得感激寂靜禪林邀請我為他們所辦的《佛教對世界末日的看法》座談會的主持人。其實寂靜禪林人才濟濟，我覺得他們真的不需要我的，但是他們還是給了我這麼好的機緣，讓我有機會可以親近善知識。也有機會聆聽開印比丘和來自台灣法鼓佛教學院的鄧偉仁博士的講話。鄧博士學識淵博，為人親切和藹風趣。開印比丘就不必介紹了。而這回他見到我的第一句話竟然是說我發福了，唉！

寂靜禪林一直以來是我很仰慕的道場，這回和一些禪林的大德們短暫的接觸後，更叫我越發的對他們讚歎。我覺得禪林的朋友都很精進學佛，佛學也都有很深的造詣。而且他們也常常邀請很好的老師來給他們上很多很有深度的課程。和他們在一起，雖讓我覺得慚愧，但也真的讓我體會到法喜充滿。真希望馬來西亞可以有更多如此優秀的佛弟子及道場。

現場一片黃色，且座無虛席。

當天我也很開心的見到了馬佛青沙洲聯委會的一些成員以及一些以前在佛青共事的朋友，他們有者更是從沙巴的其他城市特地過來亞庇。可惜時間匆匆，沒有太多時間和他們交流。

還有一件讓我當天心情愉悅的事情。那就是早上到會場視察時，發現會場佈置竟然是一片黃！籌委們告訴我那不是他們的要求，而是酒店自己的安排。我真的好喜歡那一片黃——黃色真的是美麗的顏色。我也特別在黃海中拍照留念。（必須要提的是，禪林的朋友以及師父們，對我709上街的經歷也很感興趣。會後在蘭芳家喝茶時，我也趁機說了一些當天的故事。）

我在黃海中

喜悅的事還有會場座無虛席。這確是一場成功的座談會，兩個主講人開印比丘和鄧偉仁博士的講話，內容充實，談吐幽默，我相信出席者一定受益良多。據知，兩位講師的內容，將會發表於下一期的《慈悲》雜誌，有興趣者留意雜誌的出版，我就不贅述了——其實是我無能轉述。

這一趟亞庇之旅的另外一項喜悅就是獲得開印比丘的墨寶。籌委們為鄧博士和我準備的紀念品正是開印法師的墨寶。我向來喜歡師父那蒼勁有力的字，這回卻不勞而獲，怎不叫我喜不自勝！

開印比丘的墨寶：「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註：除了開印比丘墨寶之照片，其他照片為寂靜禪林的大德們提供。】

729，再次見證歷史

709，我見證了歷史。二十天後的729，我再次見證歷史。這一天，我在雪華堂見證了社會黨六人重獲自由。

我五點多離開公司後，去載孩子，然後和太太吃晚餐。接着便直接到雪華堂去參加原定今晚舉辦的《廢惡法，搶救社黨六君子》講座及為趙明福和社黨六人而辦的燭光祈願會。這段時間一直沒有上網，結果我竟不知道原來這六人已在下午五點半獲釋了。

溫文爾雅的再也古瑪。

抵達雪華堂時，發現好多人聚在停車場，揮舞着社會黨的旗幟，氣氛相當激昂。詢問之下，才知道社會黨六人獲釋了。最先抵達現場的是和豐國會議員再也古瑪。他應該是絕食了幾天，但是看來精神很好。他給我的感覺是溫文爾雅。演說也斯文淡定。可惜我忘了帶相機，只好用我那廉價的手機拍下灰濛蒙的照片。

由於社黨六君子的突然獲釋，講座也取消了。大家都聚在停車場等候其他獲釋的五人到來。大約八點半，社黨六君子都到了。我也看見了朱進佳——一個看起來還有點靦腆的大男孩。現場不斷有人喊口號、唱歌，後來大家一起從停車場走向樓上的講堂。當時，我感覺我像是又回到了709當天。

講堂太小容納不了那麼多人。我只好站在門口聽着社會黨六君子講述他們被扣的故事。我之前一直不明白政府為何要扣留他們。甚至政府本身對於扣留原因也莫衷一是。而且我總是覺得政府這麼做，明顯的是失分比得分多。但是再也古瑪說了，政府扣留他們是為了殺一儆百。他們要讓人民看到他們的權力以及異議者會有甚麽下場。想想他說的也有道理。

為趙明福而點的蠟燭。

我提前離開講堂來到樓下。樓下也聚了好幾百人，大家不分種族、宗教，沒有忌諱的都拿着蠟燭。有人手上拿着 "dibunuh diri" 的牌子，地上放着「被自殺」的牌子。一些人坐在地上，更多人站着。大家聽着一個又一個的主講者講述趙明福的死。有的激昂，有的悲情。我第一次親見了趙明福的父母和趙麗蘭。趙父趙母一直靜靜的坐在前面。兩年了，我仍然可以看見他們的悲傷。當晚，我的眼睛也紅了，但是不再是因為催淚彈。

離開時，看見原來雪華堂的外圍聚集了不少警察。

入世佛教与人间佛教

这是洪祖丰居士发表于《慈悲》的〈何谓“入世佛教”〉的最後部分。他谈到了入世佛教和人间佛教的关系和差别。他说“入世佛教强烈坚持现代公民社会的价值观及极为关注公共事务，也重视社会动员来抗议争取所要的改革”，而“人间佛教徒多选择与当权者为善，对被压迫者施与小善”。真箇是发聋振聩。

作者：洪祖丰

入世佛教与人间佛教

根据学者Elise A. DeVido 的研究，太虚法师两度访越及其“人间佛教”学说，对越南佛教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包括对一行禅师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入世佛教”可能受了“人间佛教”的影响。

那么，“入世佛教”可否被译为“人间佛教”呢？两者在概念上是否雷同呢？关于这点，我认同刘于光所说，“入世佛教”与“人间佛教”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码子事。“入世佛教”强烈坚持现代公民社会的价值观及极为关注公共事务，也重视社会动员来抗议争取所要的改革。它勇于对抗体制，要改革体制。著名的入世佛教徒可说全都走上了一条不与当权者轻易为善，反而站在受压迫者那一方的激进道路。“入世佛教”的政治意味是浓厚的。

二〇〇七年在缅甸爆发袈裟革命，出家人走上街头。
照片来源：ALTSEAN-BURMA

反观“人间佛教”，虽在理论上可以和“入世佛教”衔接，但它在实践上可能刚好与“入世佛教”成强烈对比。他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几乎只局限于在体制内的救济贫病，对需要较激进手法参与的课题则回避之。像佛光山和慈济功德会的“人间佛教”，都是在体制内运作。这种「人间佛教」，正如梁文道所说，或许会教导生意人修心为善，甚至透过静坐修持来增进自己的工作效率，但通常不会参与太过对抗性的激进活动。

“人间佛教”徒多选择与当权者为善，对被压迫者施与小善。这种行为，被素拉克．司瓦拉差博士形容为“表面上对被压迫者行善，实际上是当起当权者的帮凶。”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人间佛教”是属于“右翼”型，与“左翼”的“入世佛教”刚好相反。（像星云法师这样讲几句有关政治的话，或跟几个政治人物来往，就称呼他为“政治和尚”，是太抬举他了——一笑）。

但是，近代以来西方“入世佛教”已变得温和，其所关注的范围也朝向社会性实践，如性别平等、环保等 （虽然这些事务仍无可避免地要牵涉政治，但比较不直接）。这种新发展，倒是朝向了“人间佛教”，虽然在名堂上他们仍以“入世佛教”自居。

可能是时代与环境的变化，就连当年大力提倡“入世佛教”，积极介入政治的一行法师，在越战过后也不再激烈的介入任何课题。所以有人认为，现今的“入世佛教”已经淡化了。

【本文摘自洪祖丰所著之〈何谓“入世佛教”〉】

前文：〈入世佛教：典范篇〉、〈入世佛教：理论篇〉

入世佛教：理论篇

作者：洪祖丰

理论基础

从现象来看，“入世佛教”原本是一种关怀社会的佛教运动，透过“关怀弱势社群及参与社会运动，甚至不惜抗衡当权者”来活出佛教的精神。这种现象，在反抗殖民政权，反抗宗教、阶级歧视，及反抗各种社会不义时，明显的展现出来。它的理论基础是“佛教本来就是入世的，个人修行与入世是一体的。”它的特征是激进的介入，非暴力的反抗、争取，及发挥群众的力量。但“入世佛教”并非是个单一性（Unified）的运动，他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间个别应景而生。

但不管在任何时空，“入世佛教”都有一共同理伦，那就是认为我们不能再按传统观点，把贪、嗔、痴等三毒单纯地放在个人层面，因此也不能以为个人的解脱就必然能导致集体的解脱。相反地，在现代世界里面，“无明”(delusion, Moha) 已经制度化，成了整个社会一部分。举凡市场经济带来的阶级剥削，种族偏见导致的社会隔离甚至屠杀，专制政府的压迫，乃至工业化引起的环境破坏，都不再是个人修行所能解决的问题。因此真诚的佛教徒在重视个人解脱时，也必须兼顾如何从世间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入世佛教”与左翼佛教

一行禅师摄于马来西亚波德申禅修营
摄影：Yeoh Cheng Lim

像一行禅师这样老一代的越南人，多谙汉字越南文（汉字越南文在1945年阮朝灭亡后渐渐由罗马字母取代）。他应用的汉字越南文“入世佛教”，是懂汉语者心领神会的。这字眼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文仍通用的越南被翻译为 Le Bouddhisme Engage。从法文翻译为英文时变成了Engaged Buddhism 或 Socially Engaged Buddhism。再从英文翻译为中文时，有人翻译为人间佛教，也有学者如刘于光把他翻译为“左翼佛教”。

刘于光的翻译，有学者不以为然，认为过于主观，缺乏可靠理据。如宣方认为：“一则Engaged Buddhism 内部有刚柔之分，不好一概以左翼目之，二则是即使主张刚性路线者也未必认同自己的立场是左翼的，而仍然是以中道自居。”刘于光于是在他的“左翼佛教：激进佛学、世俗公民社会与现代佛教的政治反思”作了一番详细的辩解。我认为，学界的辩论，是无可休止的，尤其在社会科学这种不准确科学上（反观物理科学这种准确科学，较能找到共识）。由于学者们各自应用了不同的界定范围（Frame of reference），结论也就不可能一至。如刘于光的左翼佛教其实是局限于狭义或激进路线型，尤其是指向一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个较明确的概念，也就是以上我所描绘的；而一些学者却把范围扩大，把凡是慈济行善的佛教活动都纳进来，且把焦点放在西方后期淡化的“入世佛教”，而概念也因此不一样了。

从语文翻译的观点来看，刘于光认为法文Le Bouddhisme Engage被翻译为英文的Engaged Buddhism 是词不达意的，这点我倒有同感。欧洲国家的一些语文，有些文字若照字眼直接翻译，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如德文的Actung，原意是“警告”，若照字眼翻译为英文Attention，就变成了“注意”西班牙文的Superior,原意是“较高”若照字眼翻译为英文 superior，就变成“较好”。因此，刘于光认为Le Bouddhisme Engage被翻译为英文的Engaged Buddhism是一种失误，是有可取之处的。

刘于光去年来马讲课时，我和他交流时说：“‘左翼佛教’这字眼拥有太浓重的政治意味，而‘入世佛教’，如你所说，彻头彻尾还是宗教教运动。”他给我的反应是：“‘左翼佛教’这字眼，就是要带出他浓厚的政治味道，而这已比早期的一些字眼，如‘政治僧侣’或‘政治比丘’淡化多了。”

刘于光也说他曾看过一篇论文指出“左翼佛教”是一行禅师亲自拟定，可惜他没保存该文章。为了求证，去年九月，一行禅师来马参与世界佛教论坛。我在论坛上发问，是否认同把 Socially Engaged Buddhism 翻译为“左翼佛教”，他的弟子给我的答案居然是“必须有两翼才能飞翔，没有左翼，只有右翼飞不了”。（这哪里是什么答案，更别告诉我这是话有禅机。这是故弄虚玄，顾左右而言“飞”——一笑）。（顺此一提，许多人认为一行禅师懂得中文，为了求证，我在世界佛教论坛上故意以中文问候和向他提问，他一脸茫然，一句也答不上。）【廖国民按：据我所知，一行禅师懂中文，但不懂华语。】

无论如何，我认为，既然“入世佛教”是原本的字眼，何必经一番周转后译为左翼佛教？诚如宣方所说，平实的译为“入世佛教”就行了。

【本文摘自洪祖丰所著之〈何谓“入世佛教”〉】

上一篇：〈入世佛教：典范篇〉

入世佛教：典范篇

《慈悲》杂志第75期，以洪祖丰居士的〈何谓“入世佛教”〉开篇。阅毕此文，我深有共鸣，更是受益良多。感激祖丰师兄同意让我在此和朋友们分享。当然也要谢谢他提供原稿。这篇文章四千余字，为了让朋友们更好的消化，我决定把它分成三个篇章来发布。

作者：洪祖丰

“入世佛教”并非一个新的佛教宗派。它是一个名词，用来形容上世纪在亚洲国家如印度、锡兰、柬埔赛、老挝、暹罗、缅甸、越南等国出现的佛教社会运动与思想。它的特征是积极的对抗当时的殖民主义及社会不公。提出此名词者认为，打从释迦摩尼佛以来，佛教就拥有介入社会事务的传统，包括政治上的介入，而“入世佛教”只不过用来强调此一精神。但真正参与“入世佛教”运动者，有些在当时并没用上这字眼。

当时领导此运动的核心人物多数是法师。他们有时也被称为“政治比丘”或“政治僧侣”。“政治比丘”的出现，可说是时势造成的。他们一般上认为，佛教原本是他们祖国社会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不过在殖民地时代，佛教被殖民势力从当地的教育、政治与社会体制里排除出来，变成一个纯属个人修行的宗教。他们认为有必要一方面重整佛教，争回佛教原本的角色，一方面领导国家独立，消除社会的不公不义。作为当时社会与国家的少数精英，他们责无旁贷，理所当然的成了领导者。

亚洲的“入世佛教”

吴奥达玛法师 (U Ottama)的塑像

在缅甸，僧侣领导群丛，反抗大英帝国。吴奥达玛法师（1880-1939）于1921年开始以非暴力反抗英殖民政府，而多次被关进牢狱。1939年在牢狱内绝食至死。它驻锡的 Shwe Zedi 寺，至今仍是缅甸政治的焦点。二零零七年的僧袍革命，就在此崛起。与吴奥达玛法师同时的另一位“政治比丘”吴维色拉法师也在绝食166天后在狱中去世。缅甸人尊他们为民族英雄。在仰光，有一条吴维色拉路和一个吴维色拉纪念碑，来纪念他。

在锡兰（现称斯里兰卡），罗侯罗法师，这位后来写了经典名著“佛陀的启示”的法师，于1946年发表了“僧侣的遗产”，为“政治僧侣”积极参政奠定了理论基础，促成了僧侣在该国积极参政的现象。他本身甚至当任了一个政党的联合秘书。罗侯罗法师没应用“入世佛教”这字眼，但他提出的理论基础，正是入世佛教的理论基础。

在印度，贱民出身的安培德卡尔博士（1891-1956）以佛陀的教育为基础，推动印度的各种社会改革，包括消除阶级观念。根据他的研究，马哈（Mahar）贱民的祖先原本是佛教徒，因不肯放弃佛教而被当权的印度教逐出社区，最终成为贱民。它研究了世界上各大宗教，而最终认为佛教才是最好的选择。因此，1956年，他“重新皈依”佛教，同时带领500,000贱民重新皈依佛教，轰动一时。这是近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入教仪式。它的举动，是对当时印度社会的一种积极抗争。

在泰国，佛使比丘在越战过后，提出了“正法社会主义”（Dhammic Socialism）。在一个单提“社会主义”这字眼就有可能被送进监牢的时代，他如此的介入社会事务，可说是激进的。它的一位弟子，素拉克．司瓦拉差博士（Dr.Sulak Sivaraksa），是目前泰国“入世佛教联网”的领导人。素拉克博士激进的反抗军政府，曾被关进牢里。最近他被控冒犯泰王。这位争论性人物被一些人称为暹罗知识分子，但他自嘲为泰国政府眼中的“麻烦制造者”。

1963年6月11日，越南高僧释广德在西贡自焚，抗议吴廷炎政府的独裁统治。

在越南，上世纪三十年代，已有法师积极参与反殖民运动。当时“入世佛教”仍未被提起。到了六十年代，更多法师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众所周知，六十年代，越南战火连天，哀鸿遍野。当时北方共产政权奉行唯物主义，南方吴廷炎政权推行天主教国，千方百计压制、欺凌、消灭佛教，越南佛教面临生死存亡，老百姓更是人心惶惶。此时越南僧侣不得不站在最前线，为国家、民族及正法而奋斗。为了维护佛教徒的基本权益及唤醒施暴者的良知，1963年6月11日，释广德长老在西贡大街引火自焚，震惊全球。佛教的入世精神震撼了全世界。广德长老的菩萨心脏，在焰火焚烧后，居然完整无辟，如今供奉在胡志明市的舍利寺。

1963年，一行禅师在战火连天的越南提出了“入世佛教”，提倡把内在的禅定体验与佛法教义应用在社会、政治、环保、经济之上，并且主动反抗不公不义的事物。易言之，自我修行与介入世间的公共课题是一体，不可分化。一行禅师因此一面教导禅修，一面推展和平运动，反对战争。一行禅师后来周游欧美各国，因此“入世佛教”渐被西方所认识。西方的 “入世佛教”开始时也以反战及反核子武器为主题（如今转入比较温和的课题）。

【本文节录自洪祖丰所著之〈何谓“入世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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睜眼說瞎話的真相

我幾乎是第一時間就得到了消息。也很快的在面子書看到了不少的悲憤留言。但是我卻甚麽也沒說。甚至連有關的新聞也沒有在面子書分享。當時的我，似乎沒有了表達的能力。一時之間，除了深層的悲哀，我真不知道該說甚麽。

趙明福，於二〇〇九年七月十六日，死於遭反貪污委員會羈押期間。但是他不是在遭政府羈押期間死於非命的第一人。更不是最後一人。那麼多人死於遭政府羈押期間，政府的態度是甚麽呢？也許我們可以從首相署部長納茲里在公佈趙明福死因的皇家調查委員會報告時的燦爛笑容中得到啟發。

其實，我們當中又有多少人對皇家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有信心呢？這樣一個結論雖然讓很多人憤怒，但是其實相信也在很多人的意料之中。皇家調查委員會的結論雖然將矛頭指向反貪委員會，認為是反貪委員會逼死了趙明福，但是卻在報告中說趙明福「自殺」。我可以想像，所有國陣的媒體將把重點放在「趙明福自殺」，而不是反貪會的「激進、強硬和不恰當」的盤詰。

我不禁想起在古代中國，皇帝要一個人死時，也是叫人送去一瓶砒霜或一匹白綾或一把匕首。那人就得自己把自己殺了。歷史的記載都不是這人死於自殺，而是這人是皇帝賜死的。換句話說，這人是皇帝殺的。

我又想假設有一人被一群人逼向了懸崖，當這群人漸漸逼近，這人退無可退，終於跌下懸崖摔死了。我們要怎麼判他的死因呢？自殺？還是他殺？

皇委會在報告中列舉了很多反貪會的「罪狀」，包括捏造證詞。不知道皇委會是否追查了，如果反貪會是「清白」的，它為何要捏造證詞呢？它也指出反貪污委員會一些證人在供証時是睜眼說瞎話。在709大集會後，我們也看到很多高官顯要排隊向民眾表演睜眼說瞎話。在睜眼說瞎話已蔚然成為文化的國家，除了睜眼說瞎話的真相，你還能期待甚麽呢？

媒体的干戈

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的争论近日又突然炙热起来。从不少评论看来，仿佛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之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我的一位平时甚少写评论文章的朋友近日也针对媒体之间的干戈写了一篇博文。她说：“我是一个两者都支持的微小读者，一​如我支持国家双线制衡，通过这样的平衡，才能满足一个读者的思考和成长​。”我想她说的可能代表很多读者的想法。

另一方面，我也看到很多评论人有意无意间，把网络上许多不负责任网民的谩骂、粗俗及污蔑言论一股脑的算在网络媒体的帐上，而结论为网络媒体公信力从缺。就算我愿意相信这些评论人没有恶意，我也不能接受他们如此张冠李戴。这就好像我们把哗众取宠的小报的帐也算到平面媒体的头上一样。

实际上，这些不负责任的网民的言论不过是网络上的噪音，凡有一点理性的人都会对他们不屑一顾，甚至觉得厌烦。反之，那些顶着光环，却来个偷龙转凤、扭转乾坤、指鹿为马，或者言辞闪烁、立场反复的人反而对公正言论危害更大。更何况有许多读者视之为偶像，认为“他讲的每一句话我都喜欢”，而完全忘了何谓理性思考。

其实平面媒体不该自我矮化太过，竟然去和面子书及博客上的个人比较。我觉得我们应该比较的是真正的媒体。就像我不能想象当今大马会把自己去和报摊上那些荒淫怪诞的小报比较，而结论说网络媒体比平面媒体更有公信力。

又是角度問題？

前幾天，在排山倒海的709大集會新聞當中，卻有一則新聞能逆流而上登上了報章的頭版。我不說你也應當知道，那就是吉打州政府在齋戒月禁止州內一切娛樂活動。我乍見這個新聞時，浮現腦海的第一個念頭是：「愚蠢的政治人物無處不在，民聯裡當然也不缺。」

在709大潮裡載沉載浮的國陣華基政黨，猶如抓着了一根救命的浮木，立時緊抓不放。最開心的，我想莫過於他們終於可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指責行動黨當家不當權。可惜，行動黨不是馬華，回教黨不是巫統，民聯裡沒有霸主。

結果，很快的吉打州撤銷了齋戒月的娛樂禁令。回教黨主席更指出該禁令其實在1997年國陣執政期間便存在，回教黨目前糾正錯誤，以示對非回教徒的尊重。突然間，形勢逆轉。

結果蔡總馬上指出這是行動黨和回教黨的政治把戲。可惜這是事後孔明，而且和他之前對回教黨及行動黨的譴責前後不合拍。看來他畢竟不是諸葛亮，身邊也沒有諸葛亮，無法事前就指出這是政治把戲。

蔡總之前也說過，「宗教不應該政治化，如果讓反對黨在中央政府執政，屆時所推行的政策肯定會引起社會憂慮。吉打州的禁令可成為華裔選民的一項預警，若人民繼續讓這個以回教黨為首的反對黨執政該州，類似侵犯其他宗教權益的政策則會繼續實施。」

現在突然間，哈迪阿旺高調指出，原來這個會引起社會憂慮、侵犯其他宗教權益的政策卻是在國陣執政時期制定的，不知道接下來蔡總要如何轉彎？

其實吉打州政府一開始就已經指出是援引1997年吉打州娛樂法令，禁止娛樂場所業者在齋戒月期間更新執照和營業。但是我們的華基政黨卻真的滑稽到看不到陷阱所在。莫非又是因為他們看事情的角度問題？

709的一些後话

709大集会当天我碰到了几个认识的朋友。後來在面子书上，从朋友们的告白，我发现原來我的好多朋友当天都到了。这几天在和一些朋友的交談中，我更发现还有很多其他朋友也去了。而且我们很多其实当天都在同一个地点，蒙受着相同的遭遇，但是却没有见着对方。

特别要提的是当天我临出发前接到一个法师打来的电话，问我该到那里集合。原來这位师父也要去。对于师父的行动，我不觉得意外，但是仍然觉得很高兴。

在政府和警方如此强硬的警告和恐吓之下，仍然有那么多的朋友毅然的走上街头，我认为当天能不能走到体育馆，能不能提交备忘录都已经是次要的了。

另外，在709大集会之前，我很惊喜的读到五大宗教理事会声援净选盟的文告。大集会後，五大宗教理事会再次发表文告，再次肯定709大集会。五大宗教理事会对一个被政府宣告为非法的组织，如此的仗义，让我刮目相看。

今天，在推特上看见了中国维权律师李天天提到：“很多人希望民主需要民主，但不希望自己损失什么，这就是民主不到​中国的原因。上海人尤其这样，上海人是典型的中国人，中国人是典​型的被专制之毒毒害了的人。精明，近视，自以为聪明，都想少付出​多得到，永远在打小算盘，怎么可能有大收获。”回头看看709大集会，我自豪的说“庆幸马来西亚华人开始走出这个典型”。

走在人群里。镜头前的那个大头，就是我那个把“社会运动当成修行道场”的朋友。
摄影：Ying Ping Loo 来源：Facebook

无论如何，比起马来同胞我们还落後很多。当天一个把“社会运动当成修行道场”的朋友告诉我，当天负责维持秩序的是回教党的Unit Amal。据他告知，往往和警察最直接的冲突都是由他们来承受。而且在必要时，他们会主动让警察逮捕，以换取後面其他参加者的全身而退。我当时虽然表面很平静的听着，其实我内心真的很激动。

另一个让我感动的是年近古稀的国家文学奖得主沙末赛益。尽管面对遭警方逮捕的压力，他完全不退缩，还敦促知识分子应该勇敢表态反抗残暴和不正义的事情。

至于何谓勇敢，且让我引用哥哥博客上的话：“勇敢不是不会害怕，而是虽然害怕，还是做应该做的事。”